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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海关发生的事，他已经有所耳闻，只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林逸青到了山海关之后，那里便会出了事儿。
他现在最为担心的，便是林逸青的安全。
“现下还未有消息，我已经给叶镇发了电报，要他速速回电。”薛书云答道。看到李绍泉忧形于色，薛书云安慰他道，“大人勿忧，叶镇所部尽为淮军精锐，且其治军有方，又有林瀚鹏相助，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淮军现下暮气已深，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李绍泉叹息了一声，“我当年只重这‘器’，忽略了‘人’，今日想起，仍是悔之无及啊！”
“大人勿要自责，新生之事，须当由表方能及里，当年之情形，只能如此。”薛书云说道，“现下情势比之当年，又有所不同，自可徐徐更之，不必过于忧虑。”
李绍泉听了薛书云的话，回想起自己创建淮军所经历的种种艰辛，禁不住感叹起来。
作为现在的大乾帝国国防主力的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是以从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开始的。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彤郅元年8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绍泉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圣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彤郅三年五月，李绍泉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嵩林、杨鼎勋、刘士琦、王永盛四军15000人，洋枪有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绺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在此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雨生、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绍泉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彤郅四年5月，李绍泉在丁雨生、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9磅子前膛炮、阿姆斯特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种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等。李绍泉署理两江总督后，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等。彤郅九年，李绍泉调任直隶总督后，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厚督办的天津机器局，并加以扩大。以上几个兵工厂全部采用大机器生产，所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弹药，全部或部分供应淮军，使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证。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彤郅元年8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雪琦部于10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彤郅三年5月，淮军由程雪琦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旭三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此外淮军还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乾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绍泉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彤郅二年开始，李绍泉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李绍泉又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禁烟战争的沉重打击后，大乾帝国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显凤十年，敬亲王宜欣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在宜欣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青旅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部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彤郅元年6月，宜欣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8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部、旅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圣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绍泉就接到朝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彤郅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绍泉“练中土兵，用外洋法”。于是，李绍泉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圣平军。李绍泉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圣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圣平军的战斗中，李绍泉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当时的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绍泉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绍泉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以后，李绍泉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土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土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于是，李绍泉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以说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绍泉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绍泉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彤郅三年，他曾给友人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土“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青旅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
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绍泉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乾军将帅。八部、青旅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伯函、左季皋等，也较逊色。（未完待续。）
第六百二十九章积弊难消
曾伯函指挥的湘军，早在显凤三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彤郅元年，曾伯函写信给蔡应松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章桐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在镇压绺军时，曾伯函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绍泉“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左季皋在闽浙镇压圣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彤郅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土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他们的军事思想，与李绍泉的认识有很大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乾军。显凤十一年，沿海各地乾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彤郅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抚臣李绍泉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对李绍泉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乾国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了最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乾军效法的榜样。彤郅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部、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绍泉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彤郅皇帝的谕允。左季皋也曾请淮军将领郭嵩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