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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令“先刻木质关防”，有意无意的对船政进行了矮化，其中防范地方疆臣坐大的意思不言自明。
而林逸青已然深悉其中的奥妙，是以在妻兄何儒章从驻日本公使离任，以护理福建巡抚的身份出任船政大臣后，决心将林义哲留下的这一重要遗产扩大升级，是以决定首先从这关防大印入手。
换掉关防大印，看似是一个不起眼的事，其当中的寓意却是很大的！
林逸青深深的了解，总理船政虽然是朝廷正式批准的名分。但如其关防所显示的临时性质那样，这一名分的本身仍然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朝廷并没有特别申明出任总理船政大臣的人选必须具备的官阶级别（一旦未来的船政大臣的级别低于巡抚级别，那这一机构能否保持不被地方大员矮化。则是很大的问题），也并没有特别申明总理船政机构除了自己的设厂造船之外，还有何等的权限。船政的未来发展能达到何种程度，能否确保其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船政大臣是否能够在政场上自己去努力争取和维护。
船政的举步维艰，究其原因似乎是决策随意、政治斗争和财政支持力度不足所致。但林逸青明白。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人的阻挠和漠视那么简单，所谓没有脱离时代大背景的个人行为的存在，因而这一切都要放到大乾帝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考量。
大乾帝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自古以来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大陆国家，农耕文化和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农耕文明的民族很难自发的去探索海洋，农民关心的是他土地的收成；渔民虽然靠海吃海，但是也绝不会冒险离开海岸线去远海捕鱼，因为在“没良心网”不那么流行的时候，近海的渔业资源还是足够其捕捞的；商人畏惧于海洋的波涛汹涌以及巨大的运输成本（在没有GPS定位导航和全程海军护航体制的时代，商船和水手的损失率一直居高不下），宁愿出钱雇佣外国商船为其冒险运货而自己只需要等在港口。总之，地大物博的大乾帝国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对大海更多的是一种敬畏而不是依赖。农耕经济的完善令统治者内心里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单位土地的产量、尽力减小荒年对收成的影响以及保持对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的漕运的畅通无阻，海外贸易实在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再说大乾帝国向来没有什么海外殖民地，因此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性也不像海洋国家那样性命攸关。因此，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内心里缺乏海洋意识，也就不会存在多少发展近代海军的土壤。
农耕文明状态下的大乾帝国也并不是没有重视海洋的时候，不过，海军舰队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而不是全民的意识，一旦主事者“换届”，新上来的不具备这种意志，那么对海洋的重视甚至是兴趣也会戛然而止。
长年农耕文明的天然限制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古训使得大乾帝国政府的年收入一直十分“固定”，即便是年景好的年份也不过在7000万两白银上下浮动，贸然加赋是要冒着天下造反的危险的。可是每年的收入固定、用度也是固定的。每年的结余也就这么点儿，而海军是公认的“贵族军种”和“吞金巨兽”，大乾朝廷每年结余的数百万两就算全都投入进去也无异于杯水车薪。
钱不够用的时候能用的方法无非只有两种：开源和节流，但是作为一个农耕意识浓厚的民族对于加赋是极其反感的。加赋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但是如果不加赋的话，“开源”基本就没有可行性。
那“节流”是不是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财政收入就必然要有支出，可是支出的项目都是早定好的。每一份支出就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八部子弟和内务府的那一份是万万动不得的，这一动他们能拆掉整座紫禁城；青旅的军饷也是别想的，虽然这些人打仗不中用，但是闹事的本事还是有的；长江、黄河流域的百姓盼着治河经费；灾民指望着赈灾款；官员们的俸禄、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种种开支。在这些传统部门面前，像福州船政、江南制造局这样的洋务部门就形同“想要分财产的后娘养的”，自发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敌视心态，所以一有机会就群起而攻之。
自从洋务运动展开的那一天起，各方面对洋务派的攻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攻击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于“洋务派妥协卖国”或者是“保守派因循守旧”。而是包括手里掌握着舆论权柄的士大夫阶级在内的全体大乾帝国人不明白海军是用来干什么的。
既然不明白创办船厂、建立海军是干什么的。同时这些又牵涉到诸多油水颇多的“配套设施”，比如煤炭、钢铁、电报、铁路等都大有油水可捞，自然会遭致各界的怀疑和非议，尤其是以“骂人”为本职工作且掌握舆论话语权的言官御史。
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洋务派不容于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从事洋务者往往被认为是“事鬼之徒”（等同于卖国贼）。这种观点贯穿洋务运动的始终，海军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眼中钉和肉中刺，每当国家“银根紧缩”，节流经费的“快刀”第一个砍向的就是“花钱大户”海军和其有直接联系的造船机构，与户部和地方争夺经费成了北洋水师缔造者李绍泉、历任船政大臣和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内的“必修科目”，太多的精力耗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扯皮之中。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施加在海军、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之上。
大乾帝国造船工业遭到的漠视本质上是因为整个民族沉醉于过去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骄傲、对新生事物的漠视以及农耕民族对海洋固有的畏惧心理作祟、海洋意识缺失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大环境的限制下。大乾帝国造船工业乃至洋务运动的进程的举步维艰也就不难理解了。
林义哲很早的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直试图从中央层面来推动改革，但却因为行事过于操切，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虽然有两宫皇太后和敬亲王撑腰，也是难以招架，而在他英年早逝之后，海军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放缓并趋于停顿了。
而林逸青通过一年的巡视海防和同北京城里的权贵接触，深刻的了解了这一点，决心吸取林义哲的教训。用另外的“曲线救国”的法子，来达到推动改革，加速海军建设乃至洋务运动的目的！
这第一步，就从换掉船政关防，利诱一位郡王来船政当招牌入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把既得利益阶层拉进改革者的队伍当中，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改革捆绑在一起的话，反对的声浪，无疑便会大大的减少！
“可要换关防的话，这船政大臣的位子，我是不是也得让贤了？”何儒章失笑道。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都是亲王出任总理大臣，咱们船政就打矮他们一点，好歹也得个郡王来坐镇才好啊！”林逸青笑了笑，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纸，交给了何儒章。
何儒章接过纸看了一会儿，眼中渐渐的放出光来。
“这办法好！瀚鹏，真有你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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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六十三章庆王之后
北京，定阜大街，辅国将军府。
“林男爵有信来没？”
最近贝勒穆麟德？宜邝一直心神不宁，经常会时不时的问起这么一句话。
“回老爷的话，林男爵还未来信。”管家恭敬的答道，心里却暗暗嘀咕，不明白贝勒大人身为龙种，为什么要下力气巴结一个新封的“海归”空头爵爷。
“行了，你下去吧！”
“是！”
宜邝当然是龙种，只是有点边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宜邝的祖父，是全隆皇帝的第十七子荣林，册封为庆亲王。大乾朝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缰、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羽（可插双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大乾朝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荣林死后，儿子缅敏袭位，爵位降为庆郡王。缅敏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宜才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宜才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荣林的其它儿子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惹恼了韶光皇帝，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相当于一品武官的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荣林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荣林的第五子缅提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缅提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缅星的儿子宜邝，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
宜邝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敬亲王宜欣腾房。老庆亲王荣林的府邸原是权臣成坤的老宅，成坤毕竟曾是大乾国的首富，而其子又娶了全隆皇帝的女儿，成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规制特别宏伟。宜邝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超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韶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敬亲王宜欣，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敬王府，而宜邝则搬入了大学士齐山那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