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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户部尚书裴宽倒是网开一面——那个向酷吏叩首乞命的老人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唤起我们的同情与怜悯：他出身于清贵无比的河东裴氏；善文词，精骑射，深达礼节；是一个能将蒲州刺史当到百姓以之为神、将范阳节度使当到夷夏之人无不心服地步的良吏；连玄宗也用“德比岱云布，心如晋水清”的诗句来赞美他。现在，鬓发苍然的他却不得不在一个小人面前作小低伏状，很低很低，一直低到了漫漫尘土里……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内心总有别样的难受。剥掉了自尊的生命还能有多少残值？党争使文官们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官位、抱负、生命和尊严！
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死亡不是党争的句号，是省略号。李林甫没有放过自己的潜在对手王忠嗣。后者曾领有西北四镇的雄师劲旅，又是太子的总角之交，拥有深厚的宫廷背景。对王忠嗣的任意摆布证明至少到天宝六载，中央对最强大的地方势力也依然拥有绝对优势；但王忠嗣的贬死本身却是中央内耗加剧的表现。因为官僚之间的斗争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边境和东宫的安宁——前者关系到帝国统治的空间范围，而后者影响到它在时间上的延续。
仿佛一阵风似的，从霓裳羽衣底里吹来。政坛的阵阵冷风吹散了那些人和事，吹散了黄叶。安禄山在长安叶落的时节里立马关山，腆着便便大腹，虎视眈眈地向西张望着。但是，终李林甫有生之年，地方势力的增长没有象长庆初年那样导致危机全面、迅速地爆发。因为笑里藏刀的李林甫也是一个强悍的政治人物。虽然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战略目光，他都没有达到玄宗曾有过的高度。但作为一个制度专家和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玄宗退出后的权力真空。他是让安禄山在寒冬里也冷汗淋漓的十一郎。
可他也死了。
杨国忠继承了李林甫的职位和大部分兼差，还用李林甫式的手腕继续清除左相陈希烈、刑部尚书张筠和他的兄弟太常寺卿张垍、京兆尹李岘，当然，还有李林甫遗留的势力和影响。但是他比李林甫又等而下之，没有任何政治建树，对安禄山也没有威慑力，在没有威慑力的情况下又没有周旋到底的忍耐和自控能力，也就没有可能填补李林甫留下的空白。有资格递补为宰相的文官们都刊在前面开列出的死亡或罢黜的名单上了。所以，即使是玄宗有意振作，他手里也没有足够的牌。
在君、相相继退出后，中央的危机表面化了。渔阳的铁骑旋风一样地踏过大河之上坚冰——地方势力终于以规模空前的内战来宣告：长时间潜滋暗长所引起的质变发生了。
那些闪烁着绿芒的目光里充满了对土地、对金帛、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而不象后来的河朔三镇，仅仅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长安直到此时还保持着高傲的面孔。所以，双方缺乏妥协的基础。战争不会象长庆和宝历时那么短暂。每天，扼守着西入长安绾毂要道的潼关总要如期用火焰来报告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的平安。天宝十五载六月九日黄昏，两目眵昏的玄宗痴痴地伫立在风中，期待着，可意想中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燃起。
长安东望，是无疆的夜色；夜色里注满了伤逝之痛……
再回首已百年身，历史的身影转瞬就转过了天宝，也转过了元和，踏进了号称“小太宗”的宣宗皇帝撒手人寰的那一年——大中十三年。
大中十三年八月的某一日，我们确实已无从知道是哪一天了，当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副使亓元实满腹狐疑地推开咸宁殿虚掩的门，发现御榻上的李忱不知何时已一视不暝，尸首向东静静地躺着——这次，唐宣宗从红尘纷扰中暧昧地退出开启了新一轮衰弱过程的序幕。他的继任者甚至比穆宗、敬宗还要不堪：后两位无能但不无耻，荒淫但不残暴；可懿宗李漼和僖宗李俨没有这些不是长处的长处。
主听不明，则群臣有党。不是韦保衡、路岩对刘瞻、于琮的排挤，或韦、路自相倾轧；也不是郑畋与卢携的；不是崔胤与陆扆的——他们的抵牾不那么要紧。现在的官僚斗争要一分为二来说：一是宦官家族纠纷；一是南衙北司之争。
拿大中朝之后的情形与前两次衰落的过程比较，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文职官僚集团”的外延业已将宦官涵盖进来了。唐朝宦官干政与明朝不同：后者参政基础在于批红之权；而前者实力源自神策军指挥权。所以，撇开他们供奉皇室家务的本职不说，总体上看明朝阉寺是文官，唐朝阉寺是武官。我们一向不曾将中晚唐宦官当成文职官僚集团的组成部分，而将它看成外在于文职官僚集团并与之高度对立的群体，看成文职官僚集团某些政治行为所指向的对象。但是，随着枢密院机构的完备和内诸司使权势的伸张，概念应该有相应的修正了。你不能无视阉人担任的宣徽使、鸿胪礼宾使、如京使、翰林使、学士使、閤门使和武德使已经系统地取代了外庭省、寺；不能无视它们已然建立起上下统属的职官系统；更不能无视枢密使已经和神策军护军中尉一道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了。宣宗以后的那段时光里，除了胯衫下隐藏的生理缺陷外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将那些承担政务的宦官包括在文职官僚集团内——生理和心理上的残疾根本就不是这个集团的门槛。不客气地说，宦官固然没有阳具；许多文职官僚除了阳具什么都没有。换言之，时至晚唐，就应当将南衙北司的矛盾看成文职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
如我们所习见，官僚派性斗争有时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宦官也是。他们靠收养螟蛉之子来拟制血缘，延续自己的家族。其中一些，比如：杨氏、韩氏、刘氏和西门都属于阉人中的名门望族。当外庭无法象以前那样先后在文宗、武宗和宣宗的领导下集结起来钳制他们时，延绵数百年的士族政治形态在那些没有生殖能力的阉人们身上回光返照了。在我看来，除了讽刺意味，这更带着一点隐喻的味道，深刻揭示了家族这一政治组织形式自魏晋以来盛极一时，现在生命力枯萎到何等样地步。它象一个委靡不堪的魂灵飘荡在暮色渐浓的九世纪，却再找不到可以寄身的载体，只能在被阉割的肉体上借尸还魂了。
懿宗李漼驾崩后，神策军中尉刘行深、韩文约选择了李俨作为他们的傀儡。他们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能耐，甚至穷凶极恶地杀害了一位比李俨更有资格入继大统的皇子来证明自己有翊戴之功。如果说隐藏的罪恶让人感到无可奈何，那么不屑于隐藏的罪恶以炫耀性的姿态到处招摇只能让人欲哭无泪。从这时候算起，直到权柄终于又周期性地回到了刘季述、韩全诲手里，王朝的权力在杨玄寔、杨复恭、田令孜、西门匡范之间移转、拆分、整合……在拖泥带水、不死不活的晚唐背景下真的是非常抢眼。所以，陈寅恪先生那种大中之后内廷阉寺“合为一片”的说法我是不敢苟同的。
可惜，宦官和寻常文官不同，他们不喜欢涂抹文字。权力从擅长于舞文弄墨的外庭转移到难以落笔的内庭，使我们只能依据寥寥无几的史料粗枝大叶说上那么两三句。可我相信，我们表述的，只是无数事情中被窥看到的一点点。毋庸惊讶，阴暗的宫廷里有多少事情，不是前因见不得人，就是后果不能暴露在青天白日下。如果要给那些事情赋予视觉上的形象，那就一定是蛇。它们和蛇一样优雅、冰冷，由于逻辑自足而呈现优美的流线型，却在流畅的游走中隐藏着尖锐和剧毒。事情和事情盘在一起，你绕着我、我绕着你，合谋绞杀另外一些事情；要不就你吞噬我的尾巴；我吞噬你的尾巴，留下一个教人费解的结局。宦官们没有性能力，可他们所谋划的那些事情无一例外在自我繁殖，在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里产下卵来。坚硬的外壳里孕育着下一件事情的胚胎，很快就孵化出新的事情来，而新的事情同样是藏头露尾，安静得恐怖地从我们的脚背和看不见的地表游过。
由于历史书籍着墨较多，南衙北司的紧张对垒在后人的眼里的确是更为清晰：从肃宗时就展开，经历了甘露之变，经历了刘贲和叶京终身废置的个人悲剧，终于演变成天复三年的总清算，终于可以在痛苦的慢性折磨后用一场大悲大恸的劫难来透视历史荒诞性：
正月初六，韩全诲等四贵人及内诸司使十六人被杀；
二十日，在凤翔和京兆分别有宦官七十二人、九十余人伏诛；
二十八日，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横尸内侍省；
同时，传诏天下处决全部阉寺；
……
相传几十年前，翰林学士院的小门在一个深夜突然打开。在院豹值的崔慎由被告之要立即入宫。一盏明灭不定的小灯指引着忐忑不安的学士沿着蜿蜒的走廊穿行在深宫的魆黑中。一扇又一扇的门在他的面前沉重地打开，随即在身后又沉重地阖上，开开阖阖都在为一个教人窒息的故事反复铺垫。不计其数的开和阖后面，是一间幽暗的掖殿，要凭借昏昏的烛光才能勉强看见面前的人和事。崔慎由不认识高踞上座的两个宦官，可下首那个青衣小帽、垂头丧气的人是他所熟稔的，是文宗皇帝。这时，两个宦官中的一个开口了，直截了当地要崔慎由立刻起草一份废帝的文稿。可是，他们没有料想到崔慎由不想当陈群、桓阶，不想扮演他所不愿意扮演的角色。缄默了片刻后，宦官们突然朝皇帝歇斯底里地发作了。他们心中的怨毒化作最恶毒的声音风寒雨冷地湿了天子的脸。瑟瑟发抖的文宗把头低了又低，一如风雨中孤苦无依的一杆芦苇。那一幕崔慎由都看见了；那一幕又被一盏明灭不定的小灯指引着，沿着蜿蜒的走廊穿过深宫的魆黑，用深宫的魆黑洇染了他儿子崔胤记忆，从而将几十年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