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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样。
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
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
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
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
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
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
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
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
“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
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
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
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
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
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
前去捞油水。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
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
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
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
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
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
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
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
感情这东西会坏事。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
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
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
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
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
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
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
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
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
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
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
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
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
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
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
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
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
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
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
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
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
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
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
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
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
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
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
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
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
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
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
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
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
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
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
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
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
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
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
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
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地呆了几
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都不如。他
整天守在那里，拟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有一段时期，蒋介
石因受宋美龄、宋蔼龄的影响，对戴笠的某些作为不甚满意，其中也包括他利用乡
党挤走郑介民的事。于是，戴笠便想保送毛人凤到中央军事学校高级班去受训，弄
个资格，并且避一避眼前的矛盾。
可是谁来取代他呢？戴笠犯了愁，横竖过了一遍亲信的名单，决定把原任上海
二区区长的姜绍谟调来，“用龙换凤”。姜绍谟应召来到重庆，戴笠马上会见，表
明了要姜接替毛人凤的意思。姜未置可否，当夜便宿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内。第二
天一早，姜绍谟5 点多钟起了床，在大院里散步。山城雾浓，这会儿还是一片昏暗，
只见大礼堂对面毛人凤呆的那问小楼里，透出一线灯光，便走了进去，印入眼帘的
是——毛人凤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批阅公文。
姜绍谟脱口道：“哟，你起得比我还早呀！”毛人凤一惊，抬头看是姜绍谟，
一边起身让座，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还没睡呢。”这下轮到姜绍谟暗暗吃惊了。
事后，他再去见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是别让人凤走吧，我接不了他这份工
作。”戴笠忙问为什么？姜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声称自己做不到。戴笠没有办法，
只得让姜绍谟去了别的部门。其实，有其一，未必有其二；有其二，未必有其三，
诺大一个军统局，戴笠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近似于毛人凤的人来。无计之余，只得拿
出“人言不足恤”的勇气，继续让毛人凤干下去。
这样一来，毛人凤严然成了戴笠须臾难离、且又是最重要的佐助，私人关系随
之也亲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在排他性极强的领域里，两人也能相互兼容。
比如说对待女人，戴笠渔色成性，军统上下无人不知。早年落魄江湖，混迹下层，
在此道中耗去不少时光。后来，有了地位，“寡人之疾”
（《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语）愈患愈重。平时，见了太太小姐，稍
稍有点风骚，骨头酥下去，淫念升上来，单在军统局内部，情妇就有余淑衡、赵蔼
兰、叶霞翟、邹志英等一串。此外，还特别喜欢单独接见干部家属，密室谈心，几
个小时不知疲倦。所以，知道“老板”这一爱好的人，凡是遇到尴尬的事，大多怂
恿“家属”（指小妾相好）出面求情，常常能收到免灾去祸之效，为此，“黄马褂”
们戏称这类勾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