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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
“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
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
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
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
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 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
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
宁海路19 号。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
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
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
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
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
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
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
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
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
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
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
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
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
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
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
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
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控制降为合作。最令毛人凤沮丧的是国防部二厅系统，
戴笠在世时，叫军令部二厅，厅长是郑介民。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郑介民身兼厅
长、局长两职，互为犄角的问题不突出。后来，郑介民局长一职被持，厅长一职被
免，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二厅厅长之缺，便由副厅长侯腾补上。此人是郑介民陆大
时的同学，跟军统没有“亲缘”，当然谈不上感情，一上台，便开始排斥老军统分
子，陆陆续续地把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靖公署的第二处处长、各部队的第二处处
长，都换成了陆大的同学，事实上独树一帜，根本不受保密局的控制。对此，毛人
凤十分不满，脾气发向了“冒脑根”：“郑先生怎么搞的，在第二厅用侯腾，把我
们的同志都排斥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与此同时，改革后的
外勤体制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也有所突出。
早先，为构建毛氏王朝，外放一批特训班的亲信站长，取代桀骜不驯的前朝元
者，势在必行。毛氏王朝草成之后，提高工作效率，完成反共任务渐成主题。由于
相对应的公开单位，出任二处处长、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之类的老军统分子，大都
不买保密局外勤站那些后辈小生的帐，倒过来常有颐指气使的理由。这样一闹，
“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在某些地方落了空，变了味，有的竟还是“公开领导秘密”
了。
怎么办呢？“领袖”关于“同共产党作斗争，要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
意”的话，给毛人凤以极大的启示。立即决定在人事上作出变动，把部分老特工外
放出去，担任站长。为此，专门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参加的有即将赴任的
新站长和继续留任的老站长，总共几十人，训练了一个月。讲习班结束时，老蒋亲
自接见，以资鼓励，还当场授以名义特权，即省站站长均可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
亲自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享有批捕之权。在这次人事变动中，沈醉外放云南
站站长，余万选外放贵州站站长，顾齐外放重庆站站长，以此推行“秘密控制公开”
的原则。
同时，秉承戴笠提倡的“团体即家庭，同志如兄弟”的老军统精神，创立了
“公组制度”。所谓“公组制度”，就是让那些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
地区的老军统分子聚合成秘密的小团体组织，其中职务最高者为组长，不管他是不
是保密局的编制。毛人凤创立“公组制度”，目的是为了弥补“公秘会报”、“公
秘合作”的缺漏，以利跟独树一帜的国防部二厅，以及居位自傲的警察总署争夺对
整个特工系统的控制权。
“公组制度”推行后，各地方警察局、军警宪督察处、保安司令部二处、警务
处、交通部运输局各分支，乃至省市民政厅、民政局、税务局等单位，都出现了一
个一个由老军统分子结成的秘密“公组”（按规定：三人以上即可成立“公组”）。
“公组”把“根”意识作为凝聚的纽带，很符合中国人以亲缘论亲疏的传统，再加
上保密局在活动经费上的资助，自然而然地就把羽翼扩充开去，以隐晦的方式，曲
折地落实了“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948 年初夏，保密局浙江站在杭州抓获了一个中共人员。根据他的交代，毛
人凤密令湖北站站长余克剑偕行动组长郑世勋去长沙进行侦捕。本来隔省行动就有
逾权之嫌，更何况警宪备立门户，怎会把嘴边的大鱼拱手相让？
于是，“公组”之道开始发挥作用。余克剑一到长沙便与费康永接头，通过
“公组”网络，避开了公秘间的种种尴尬，顺利地得到了警、宪等单位的配合，分
别在祁阳、长沙、郴县密捕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并且全让余克剑押往武汉。这件
事颇让毛人凤得意，连称湖南的“公组”有基础、有效果。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毛人凤，已把完善机制、健全组织、充实力
量的重心，从内部的争权夺利转移到了提高与共产党斗争的效率方面。他之所以这
样做，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野心不大，不想走戴笠无节制扩张权力的老路；其
二，决心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取得老蒋的信任和赏识。于是，为了避免分散精力，
他决定结束“三有公司”的经营活动，把一些纠缠在经济事务中的干才，诸如沈醉、
郭旭、邓葆光等人，都收敛到保密局的重要任务上来。他的这番举动果然得到了蒋
介石的赞赏，不仅同意“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而且在外勤人员编制的扩充
上大开绿灯，仅1948年春夏，一次性同意扩编就达3000 余人，不少军统“三家分
晋”时的裁汰人员，重操旧业。
潜伏渗透无孔不入
在1946 年至1948 两年的时间里，加紧对解放区的渗透与潜伏，也是毛人凤
开展反共斗争的一个重要层面。遗憾的是，投入甚多，收获甚少，充满了失败的记
录。
1947 年3 月，胡宗南攻占延安以后，保密局为埋设耳目，立即在延安成立了
小组，特派老牌特工崔毓斌担任延安稽查处的处长。当时，蒋介石急于想知道毛泽
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指示毛人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有关的情报
弄到手。一连好几天，蒋介石打电话问毛人凤有无收获，急得毛人凤如坐针毡，一
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
几个老弱病残的掉队人员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对此毛人凤非常不满意，
曾愧疚地对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
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回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于是，针对
解放区情报工作开展不利的薄弱环节，毛人凤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毒招。他通过
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决定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对解放区实施渗透潜伏。当时，
天主教在北方有个华北工作督导团，归主教雷震远领导。此人本来就是个多重间谍，
与保密局关系密切。接到毛人凤的工作指示，立即在督导团下面，成立了一个秘密
组织，叫“公教青年报国团”，后来改称“华北青年勘乱救民先锋队”，直接归保
密局情报处指挥，秘密从事解放区的情报搜集工作。这个组织以地区为单位，分层
建置，一直深入到城镇乡村，追布平、津、冀、鲁、晋、绥、察等省市，拥有成员
130 多名，其中还有外籍教徒。
“公教青年救国团”成立以后，对解放区耳聋目盲的情况有所好转，搜集到的
情报一下子比以往多了好几倍，最令毛人凤振奋的是：在侦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的难点上，有了意料不到的进展。1948 年暮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