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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苦用心。果然，煽情伎俩诱发了与会人员的怀旧情绪，“诸侯”们纷纷指责徐
志道自挖墙脚，动摇了几年来形成的制度，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接着，毛人凤提
纲挚领，在大会上宣布：“总裁引退了，我和大家一起随总裁引退，但总裁的领袖
地位不变，我们大家是领袖的耳目也不变，我们不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代总统的
一切行政命令对我们也无效。今后我们的团体名称是‘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我
以会长身份向总裁负责，也对大家负责！”毛人凤的政治交底，等于宣告了“真假保
密局”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毛记”、“徐记”，其实是两个截然对立的特工系统，
一个忠于蒋总裁，一个归属于李宗仁。因此，对“徐记保密局”的领导地位非但不
予承认，而且必须把自己内部，不忠实于蒋总裁的动摇分子，清除出去，以确定蒋
介石的绝对权威。
“换马”的警示
三月会议期间，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湖南站站长黄康永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北逃回来的夏松，这是为什么呢？说来话长。
1948 年“国大”期间，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到湖南当省政府主席，蒋介
石不放心，暗嘱毛人凤对程加强监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密局湖南站站长黄康永
的头上。不久，湖南出现反战运动，趋势日渐走旺。毛人凤有意遏止，便命黄康永
选择一个既激进又有影响的人物开刀，以儆效尤。黄康永列出名单，左挑右选，觉
得省参议员陈云章比较对号，此人四处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对内战”的口号，
还大骂国民党背信弃义。为了确认选择无误，黄康永专门去请教张严佛（原名张毅
夫）。张本是资深特工，现为绥署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办公室的负责人，在特工
系统的湖南派人士中很有威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张严佛态度含糊，弄得黄康永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致毛人凤的指令没有能迅速地得到执行。
这多少也是引起毛人凤对黄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表现在监控程潜的问题上，开
始采取防范性的补充措施，即委托张严佛监督湖南站的工作，谁知，张严佛此时已
追随程潜，秘密策划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借此机会将毛人凤交待的任务告诉了黄康
永，随后又作了煽动性的试探，大意是形势转变，越来越于党国不利，识时务者，
当断即断，不可犹豫，我们都是湖南人，应以乡梓为重，千万不可辜负3000 万湖
南同胞。黄康永当场心领神会，表示决不与颂公（程潜字颂云）作对。
黄康永起了异心，反过来开始蒙蔽毛人凤。当时，程潜的“叛”蒋活动正处于
紧锣密鼓的阶段，他们有意让陈明仁（武汉警备司令）重新带兵返回湖南，支援起
义，于是布了一个疑阵，让陈明仁先在湖北高唱反共调门，诱使湖北站站长余克剑
向毛人凤报告，以加深老蒋的印象。接着，再由黄康永的湖南站呈送报告，把程潜
描述成老迈昏聩、虚度光阴的傀儡。随后，通过刘斐去找白崇禧，“建议”把陈明
仁调回湖南，加强“反共”力量，结果白崇禧、蒋介石全部上当。
1949 年2 月，陈明仁率29 军和71 军回到湖南，此时，黄康永领导的湖南
站，已在暗中担负起了保护程潜的任务，这包括继续向毛人凤提供假情报，迷惑老
蒋，并且再把蒋介石、白崇禧、毛人凤的动向告诉程潜。然而，万事抵不过一个顶
真，不久，毛人凤便有了猜疑：一方面是湖南特工系统中，部分忠实分子报告了黄
康永与程潜“亲密”交往的情况；另一方面凭着职业嗅觉的提醒，毛以为，生逢多
事之秋，愈是“平静”的地方，愈不平静。决定采用逼蛇出洞的办法，派毛钟新去
长沙，督促黄康永制造流血事件，对象就是陈云章。
毛钟新到了长沙，向黄康永传达毛人凤的指示，黄当即表示为难。理由是：现
在搞暗杀，很可能激起风潮和动乱，得不偿失。毛钟新一听，似觉有理，决心也不
如来时那么坚定了。黄康永见毛钟新犹豫，趁热打铁，唆使副站长宋世杰连夜造访，
对毛钟新说：“湖南人个性刚强，对特务搞暗杀最为痛恨，如果知道是你来长沙推
动暗杀，你的性命就难保。”毛钟新默默无语，第二天开溜毛人风把对湖南的忧虑，
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老蒋当即指示：
“不能再让湖南出一个傅作义。”秉承老蒋的旨意，毛人凤决定对湖南站动手
术，凡是对总裁不忠诚的动摇分子，坚决予以调换。于是，原先在东北铁路局任警
务处长的夏松，走马上任，取代了黄康永，为湖南站的站长。三月会议期间，夏松
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严控程潜，如果发现他与中共有联系，立即拿他身边的人开
刀（杀人），必要时，可以请湖北站的余克剑带人来长沙“执行”。夏松信誓旦旦
地表示效忠，作为一个示范，所有的与会人员，都从湖南站的“换马”中，看到了
毛人凤整肃内部的决心。
执行“应变计划”
1949 年3 月，国民党政权迫于节节败退的劣势，同意重开和谈之门，为此，
李宗仁请出何应钦组阁（此前，孙科与李宗仁闹翻，内阁总辞职），主持与中共方
面的谈判。当时，李主张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蒋介石以为，这是白日做梦，中共肯
定要过江。
1949 年4 月1 日，由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组成
的国民党代表团抵达北京，第三次国共和谈拉开帷幕。会谈中，张治中强调了南京
方面划江分治的意愿，立即遭到中共方面的拒绝。中共代表明确地指出：同意重开
和谈，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政
治解决只是解决的一种方式，不影响解放军过江的计划。解放军是一定要过江的，
谁也阻挡不了。
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到了4 月15 日，中共代表团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
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给国民党代表团，限定20 日前答复，如不接受，人民
解放军便打过长江去。4 月16 日，国民党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返京，请示签字
的问题。李宗仁不敢作主，同意按照何应钦的提议，派人将《协定》的最后修正案
送往溪口，让蒋介石过目。4 月16 日，李宗仁派的代表抵达溪口，老蒋看完协定，
气急败坏地痛骂：”文白（张治中的表字）无能，丧权辱国。”当时，毛人凤正在
溪口，见老蒋如此发怒，估计和谈不会有名堂。果然，李的代表前脚走，蒋介石后
脚便把毛人凤召去，下达了按“应变计划”采取行动的指令。老蒋的应变计划，第
一步是坚守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得到美国人的保护。落实到“毛
记”特工系统的任务，概括为十二个字，即大转移、大破坏、大潜伏、大逮捕。
所谓大转移，就是把中央银行现存的黄金、白银、银元等，全部运往台湾，其
他类似棉纱、布匹、设备、车辆等军需物资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尽
可能地不留给共产党一丝一毫。
所谓大破坏，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即“战场上打不过共产党，就留给共产党一
个烂摊子”，为此，毛人凤专门筹建了一支在“国军”丢失防区前搞大规模破坏的
队伍，名曰“技术总队”，由保密局的爆破专家社长城当总队长。杜长城走马上任，
蒋介石朱笔一挥，给了两千多人的编制；陈诚也表示在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支持。随
后，毛人凤又委托叶翔之，在苏州举办爆破训练班，鼓励各公秘单位动员所属特工
及其家属报名参加，训练班设在苏州阊门外，借用交警总局的一所大院，训练内容
主要为炸毁工厂、桥梁、车辆，以及埋设地雷、布设水雷等等。
所谓大潜伏，就是把特工人员隐蔽起来，以便日后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开展活
动。为此，毛人凤专门开了两次特工系统的会议，一次在年初，地点是洪公祠保密
局的新大楼，参加的有南京站站长钟贡勋、浙江站站长毛万里、上海站站长刘方雄
等华东区的特工头子。另外，该地区所有归保密局控制的公开单位的首脑也都来参
加了。会上，毛人凤强调了搞好潜伏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对潜伏人员的条件提出
明确的要求：即具有相当工作能力、忠实可靠、愿为党国效力、身份没有暴露，或
者有相当的公开职业掩护、能够立足；有相当社会关系，能够开展活动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毛人凤还就潜伏的组织形式，提出了搞双层布置的构想。
一层是组合潜伏，力争混入中共的政府机关，最好能混进共产党的组织里。
每个大城市都要有一个或两个这样的潜伏组合。组长由没有暴露身份的专业特
工担任，这些特工，现在就可以表现得左一点，为日后的潜伏创造条件。
另外，每个潜伏组合应配备一到两部电台，必须伪装得巧妙，可以装在办公室
抽屉的后半部，也可装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里面。另一层是个人潜伏，不结成
小组，不与潜伏组发生横向联系，也不配备电台，专门从事寻机破坏、造谣等活动。
同时，为鼓励潜伏人员勇于赴任的积极性，会议规定待遇从优，薪水一律以黄金计
算，一般组员黄金三钱到六钱不等；组长兼电台报务员，每月包括房租可得黄金二
两左右，相当于同级特工收入的几倍。
第二次会议于3 月召开，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重庆“3。17”会议。其间，布
置潜伏是一项重要内容，跟一月份的南京会议比较，会上又提出了“复线潜伏”、
“乡村支援城市”的新构想。发明者是徐远举，他认为一月会议构想的潜伏，基本
上属于单线潜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