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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事实证明，在戴笠统治军统的时期，以及毛人凤掌握保密局大权之前，“忍”、
“等”之道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相反，当毛人凤具备力量后，特别是有恃
无恐时，“狠”的一昧，又促使他在剪除异已力量和进行反共内战的过程中，树立
了无可撼摇的权威，即便处在“真假保密局”共存，失却“正宗”的不利条件下，
都无法改变他能够控制特工力量的事实。由此可见，“沙蟹”哲学宽泛他讲，它是
一种处世哲学，适用于生存之道，讲究一个“立”字；狭义他讲，它又是一种政客
哲学，着眼于取势之道，有益于谋得权位。由于毛人凤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政治是
他的主色调，所以“沙蟹”哲学于他来说，就是生存斗争中的权力之道，权力斗争
中的生存之道。
这样一来，对毛人凤截然不同的评价，便可有不入懵懂的明晰。说他谦谦容让
的，诩以“长者风范”；说他残忍狠毒的，竟以为比戴笠犹过之而无不及。其实，
执其一端，是偏颇；不分主次，不注意过程，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同样也是偏颇。
就拿毛人凤在大陆最后的一年来说，形容他狠如豺狼，毒如蛇蝎，应不为过，尤其
是在行刺屠杀的活动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究其原因，从“沙蟹”三字诀的逻辑中寻找理由，无可或缺；但仅仅局限于此，
未免有肤浅之嫌。我们觉得：源于个性找特殊不错，超越个性往深广的底蕴上发掘
更好。分析这一时期的毛人凤，既要从普遍性着眼，又要从他的特殊性来看。
那么，什么是普遍性呢？我们以为至少有三点：
首先，政治斗争的白热化，使得敌我之争进入了空前残酷的阶段。这里的政治
斗争白热化，就是指蒋介石独裁政权与人民民主政权之间的斗争，已到了生死存亡
的关头，尤其是三大战役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日益强大，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
挺进，而国民党内部则分崩离析，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绝境之中，出
于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本性，他必然无法摆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
逻辑，而在这个过程中，捣乱取胜的可能性越小，对革命力量的仇恨就越深，反扑
报复的行为就越疯狂，越丧失理智，或许这就叫“困兽犹斗”吧。蒋介石的这种定
势，无可避免地会传播给周围，从而使残忍狠毒成为一种群体行为。前几章，我们
已经摆了不少材料，说明毛人凤受这种定势的影响，逐渐变得疯狂和丧失理智的事
实。比如，卢汉放掉了“九·九整肃”的被捕人员，毛人凤自说自话地命令沈醉再
把这些人抓回来杀掉。又如，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前，有人提出是不是把两个婴
儿留下来的时候，毛人凤厉声斥责：“养大了让他们来报仇吗？”等等，不一而足。
其次，顽固的反共立场促使他坚定地站在与人民政权对立的一面。有一个例子
很典型。1949 年8 月13 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委、立委、监委等44人发表宣言，
表示与蒋介石政权决裂，有个叫牛惠清的也在其例。此人原是军统的大特务，后来
当上了立法委员。不久，香港方面有情报传来，说是参加通电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接
到北京方面的邀请，去北京共商国是，牛惠清却没有收到，颇有进退维谷的恐惶。
毛人凤听了如获至宝，马上向蒋介石汇报，蒋深以为然地指出：“我过去向军统特
工们训话时就说过了，除了跟着我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
共产党是一定要清算的。”毛人凤忙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的形式分发各单位，要
求尽快传达。当时，他正在昆明指导“整肃”，老蒋的这段指示便由他亲自传达。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传达老蒋这段指示时，畅谈了自己的体会与决心，最后还激
昂地领着大家振臂呼喊了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再就是与日俱增的幻灭心态，加剧了残暴行为的疯狂性。毛人凤争到保密局长
的地位，并且获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凭一个无资无历的白身是十分不易的。也许
正是这份珍惜，才使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衰败更加痛心疾首。毛人凤这个人十分迷信，
总隐隐约约地觉得是命运的安排。1949 年10 月1 日，新中国成立，五星红旗从
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人凤突有感悟——党国之所以迅速败亡，毛病便出在那面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上，这就是象征，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包围，最后“满地红”
了。他把这个想法跟潘其武一讲，老潘大表赞同，说是要改变恶况，必须修正国旗，
最好是全部的青天白日，当中一点红，那样就是国民党包围共产党了。这类话，关
起门来说说可以，真要堂而皇之地作为一个提议，一定会被人嗤为荒唐。但摆在心
里，毛人凤是相信的。因此，幻灭心态便与日俱增，反映在行为上，鱼死网破之类
的毁坏欲也与日俱增。就拿11 月14 日炸毁广州海珠大桥来说，完全是不计后果，
无视生命的疯狂行为。当时，一声巨响，横跨珠江的海珠铁桥崩塌，车辆毁坏无数，
行人死尸狼藉，附近河面上沉船多艘，桥边的店铺震塌数十间，死伤近千人，死者
的残肢断体垂挂在树权上，浮在水面上，惨不忍睹。
其实，囿于上述三种原因中的党国政要，何止毛人凤一人？但毛人凤之所以是
毛人凤，除了具有与他人一样的普遍性外，其特殊性不可忽视，也就是说除了政治
斗争、阶级关系、基本立场与普遍的心理定势以外，性格化的因素依然起作用，反
映在毛人凤身上，同样是狠，是毒，“沙蟹”哲学赋予的特点，就是绝不留意于张
扬，而是阴狠、阴毒，是笑面虎。比如毛人凤与卢汉相处，尽管心里恨得要命，预
设的行动手段狠毒至极，但当面却从不顶撞，甚至还时时迁就忍让。对周伟龙也是
如此，明明要抓周下大牢，仍把周请到家里吃顿饭，告别时还送到楼梯口。或许正
是领导者风格的不同，戴笠时期的军统局与毛人凤时期的保密局大相径庭，前者张
牙舞爪，到处得罪人；后者谨慎“谦和”，到处有人缘。有一次，毛人凤就傅作义
投共前放出王莆臣；陈明仁起义前放掉毛健均的事，不无得意地对沈醉说：“你看，
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
送出来，这种事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尽管王莆臣要杀何恩源，在
北平制造血案；毛健均要对程潜、陈明仁不利，只因为行动诡秘，功夫用在了暗处，
关键时刻少吃了苦头。足见，毛氏风格对保密局工作作风的影响之大。后来，毛人
凤把这些事告诉蒋介石，老蒋最初表示惊异，后来深为感叹，认为这是毛人凤工作
成功的地方。为此，毛人凤再三对沈醉强调说：
“这不是小事，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然而，施教者不乏诚心，听道者未必
学得传神，毕竟不是人人都深请“沙蟹”三昧的。
布置大破坏
1949 年11 月中旬，解放军逼近“陪都”，重庆危在旦夕。15 日，徐远举
从昆明回到重庆，第二天便去嘉陵新村6 号见毛人凤，毛告诉徐，当前首要的任务
是搞破坏，重庆兵工署下属的兵工企业，绝不能留给共产党，总裁已派兵工署副署
长唐君铂到重庆来协助工作。接着，毛人凤不无遗憾他说到最近的一桩事，毛说：
“10 月间，广州空军部队没有在撤退前，把机场存的几千吨物资破坏，却被共产
党拿去了。总裁非常生气，把空军司令周至柔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重庆的破坏
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可不能让总裁失望啊！”徐远举临告别时，毛人凤再一次强调
：大破坏“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为了确保大破坏的有效执行，毛人凤把社长
城的技术总队调到了重庆。
但能否把握好时机？仍然是个大伤脑筋的事。破坏早了，怕重蹈“长沙大火”
的覆辙；①破坏迟了，又怕完不成总裁交办的任务。毛人凤在台湾时曾与潘其武、
成希超分析过这个问题，深以为特工与军队的难以协调，往往是导致破坏工作失去
效率的主因，比如南京大破坏，就是因为军队一跑，特工无法进入目标而失败；又
如上海，也是因为汤恩伯要打“巷战”而无法开展工作；再如广州，李及兰如果不
临阵脱逃，总裁能生这么大的气吗？看来，要在重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必须加
强与军队方面的协调。大家都同意毛人凤的看法，徐远举还建议毛人凤找顾祝同、
杨森谈谈，杨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与毛的私交特别好，他这里的交道打通了，不愁
下面缺乏协作精神。毛人凤觉得徐的建议很好。
下午，毛人凤在嘉陵新村6 号召集公秘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破坏工作，到
会的有：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副局长彭自强、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徐远举一
回重庆，廖便卸去代区长的职务），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兼重庆稽
查处处长周养浩、副区长王立生、李修凯、重庆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济中、刑警处处
长张明选、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兼卫戍总部参谋长范诞生、第五区公路局稽查组组长
陈粟冬，以及先后从香港、台湾抵达的郭旭、成希超、杜长城等。会上，毛人凤传
达了蒋介石关于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指示，并会商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特务们忌讳破坏，叫“破厂”），由廖宗泽为处长，
负责实施大破坏，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担纲，廖
宗泽与范诞生为副总指挥，办事处内部设参谋组（负责指挥联络和调遣部队）、技
术组（负责破坏的技术指导工作）、运输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