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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他争议颇多，但说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政治哲学
家，则大致不差。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是充满信心的。他在《论
李维》的序言中，就当仁不让地评价自己说，他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
的道路”。信哉，斯言也。
马基雅维利一生仕途曲折，阅历非凡。他的一生，一是与佛罗伦萨的政
治风云结下不解之缘，一是与西方政治历史结下难舍之情。这种对政治现实
的忠诚和全身心的投入，又刺激了他对政治历史了解的欲望和急切。而对历
史了解的急切，又促使他对现实政治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更深刻的历史性认
识。马基雅维利是给佛罗伦萨政治春天报讯的一只矫健的雨燕。这只燕子不
是来自南方，而是来自人类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幽深之处。
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一位律师，家
境中常，用罗素先生的话讲是“不穷，也不富”。但那只是到他父亲手里才
出现的境状。他祖父时，家境尚属富足，后来中途衰落，才成为平常人家。
但是，尽管财富已去，而藏书尽在。由此可知，他所成长的家庭纵然不是书
香门第，也是一个知识之家。但也因此，使他在正规学习方面比不过他的一
些同代人。他的希腊文不足一论，拉丁文也主要靠自学而成。
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准备的。佛罗伦萨在当时
世界上，无疑是一座最先进的城市。它不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而且
是最早进入人类近代文明的先驱性城市。在这座历史名城中，不但产生过但
丁、薄伽丘这样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产生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这样超凡
绝俗、影响空前的伟大艺术家。无论从那个角度看，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
都是意大利新文明的出发点，也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一座灯塔。马基雅维利生
在这样的城市和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天赐的机缘，也是他得以成才的客观前
提。
尤其重要的是，在他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佛罗伦萨政治生活最为活
跃的时期。在其内部，政权更迭，斗争十分激烈；在其外部，这城市又处在
法国人与罗马教皇的明争暗斗之中。而且其内在矛盾常常需要外部势力的介
入才能解决。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固然有先进的文明，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孤
立的城市，而这比它落后的法国与罗马教皇，却有更广阔的领域和更大的势
力作后盾。这一切启发了他，造就了他，也给他带来巨大挫折和终生苦恼。
马基雅维利青年时期仕途顺利，春风得意。29岁时，已经出任第二国务
厅长官，随后又兼任了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其主要职责即负责外交和国
务事。他以此身份经常出入意大利以及外国宫廷。1500年出使法国，1503
年出使罗马。此期间，他一边进行繁忙的外交事务，一边又把自己的观察写
成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能针贬时弊，对症下药，显示了他以后成熟文章的总
体风格。1507年，神圣罗马帝国准备从法国入侵意大利，他奉命出使法国和
瑞士。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一直牵扯在罗马教廷与法国的权势斗争之
中。1510年，他再次出使法国，意在劝说法王与教皇讲和，从而也使佛罗伦
萨幸免战祸。但法国人此时正处在狂热之中，对他的来访，全然不睬。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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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空手而归，随即全身心投入到动员佛罗伦萨的武装工作上来。但到 1512
年，神圣罗马兵临佛市，废除了旧的执政官，美第奇家族重新成为执政者，
马基雅维利也从此跌入政治生涯的黑暗之中。他因为长期反对美第奇家族，
而被投入监狱。虽然最终不曾判罪，毕竟元气大伤。开释之后，已是一贫如
洗，只好退居乡间，过着半隐士式的乡居生活。然而，他从来就不是一位可
以赋闲的人，且从政之心九死犹生。现在为政不成，便改为攻读和创作，攻
读、创作也不离政事。恰恰在这段期间，他写下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
两部政治著作：《君王论》和《论蒂托·李维的最初十年》。按他的本意，
他满想希望这两部书能换来美第奇家族的好感与谅解。为此，他把《君王论》
献给执政者，期望得到他的赏识。然而，书入豪门如石沉大海，左等右等，
没有得到半点回报。他失望之余，就暂时放下政论，创作了喜剧《曼陀罗花》。
直到当时的执政官洛伦佐·美第奇死后，他才得到被重新起用的机会。虽被
起用，依然不被重用，他又将自己的卓越才华用到史学著作的撰写方面。1526
年，他的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问世。他把它献给教皇，并得到一份赏赐。
1526年，他总算当选为城防委员会秘书，但不久，佛市又摆脱了美第奇家族
的统治。而新的执政者，又因为他曾为美第奇家族服务过而对他大不满意。
他的一生抱负，终于在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下结束，他本人也抑郁成
疾，年仅58岁便饮恨死去。
我在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人文主义
特色。不论他们属于那种类型，人文主义追求都是其思想基础和立论主旨。
那么，对这时期的思想家，就可以看成这样一种模式，即1＋1的构成模式。
所谓1＋1的构成模式，即人文主义思想＋具体研究专业=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
家。比如托马斯·莫尔即人文主义思想＋乌托邦理论=文艺复兴时代的空想主
义思想家；伽里略即人文主义思想＋科学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哲学思想
家；马丁·路德即人文主义思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自然也不脱这个公式，他是人文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文艺复兴时
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家。
根据这个模式，马基雅维利首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位政治
哲学家。然而，二者又是不能截然分开，不是1＋1=2，而是1＋1=大1。前者
之中有后者，后者之中有前者。
马基雅维利作为一名重要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他
的政治世俗化观念。政治世俗化观念在东方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这样的东
方国家，原不足为奇。但在诸如西方基督教类型的国家，就是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资本主义文明反映在政体上，可以说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前提
是政、教分开，政权世俗化；一个前提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实现权力
制衡的前提，则是政、教分开。政、教不分，必然以教代政，而以教代政就
无法权力分开，更谈不上权力制衡了。宗教、世俗权力一体化的结果，必然
使教会的权威无与伦比，在理论上自然是上帝主宰一切，实际上就是追求教
会的一统天下。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分权？谁敢讲分权？与教会分
权，就等于向上帝要权。一个凡夫俗子，竟敢向上帝要权，真真活得腻了，
凭此一念，就该捆在火刑柱上烧个七糊八烂——看你还要权不要？
而主张政、教分离的大政治家，虽然不好说就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但至
少可以说他是主张政、教分开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但他不讲分开，他只讲社
会权力的世俗化。而且就是议论社会权力的世俗化，他也不像发表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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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慷慨激昂。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偏能把这么一个特别尖锐、特别重大
的问题，以极其平和而又有条不紊的方式在理论上予以解决。
马基雅维利藐视教权，但他的藐视方式与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不同。
或者换句话说，别人不能藐视——如不赞成，只能反对。他却可以藐视，一
是因为佛罗伦萨地位确实特殊；二是因为教皇对意大利新兴城邦的控制反而
比较疏松，他是身在公衙好修行，以致轻而易举就把教皇的权力和世俗化问
题区分开来，客观上也就把教权淡化下去了。他的最著名的政治著作 《君王
论》，自始至终只谈君王，不论教皇，这并不是仰而敬之，不敢议论，而是
弃而不顾，不理不睬。全书26章，谈到教皇的地方确实少而又少。即使涉及
到一些教权人物，但其本意仍在论述世俗政治的权力与管理，几乎全然与宗
教无关。而且他的政治理论也绝不以神学理论作指导，不从《圣经》等神学
经典中找根据。这在中世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那里仿佛就顺理成章，
早该如此。这一点罗素先生也看到了，罗素就此评论说：“马基雅维利从来
不在基督教方面或《圣经》方面去给他的政治论据寻找基础。中世纪的作家
们有一种关于 ‘合法’权力的观念，这就是教皇权力与皇帝权力的观念，或
者是从二者引伸出来的观念。北欧的作家们，甚至远较晚近的洛克，都曾讨
论到伊甸园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且以为他们能从那里引伸出证据来，藉以证
明某种权力的 ‘合法’性。马基雅维利却无此种观念。谁在自由竞争中由本
身夺取权力，权力就是他的。马氏认为平民的政府比较好，其理由并非来自
任何 ‘权利’观念，而是他见到代表民意的政府比起专制政府来，不那么残
①
忍，不那么肆无忌惮，不那么毫无节操。” 由此不难看出，《君王论》是一
部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