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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艰难困苦没有引 起任何的恐惧。
然而立刻飞到罗夫诺州萨尔内森林中指定地点，却是一 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萨尔内森林距离莫斯科甚远。飞机只有在 夜间才能飞越敌占区，而春季的夜又很
短。因此飞机往往来不 及趁天黑飞完整个航程就得返航。而且，苏联飞机的出现
很 可能引起希特勒匪徒对萨尔内森林的注意。这样一来，游击 支队就会立即处
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们决定飞得近 些，不直接飞往萨尔内森林，而是在
莫济尔森林空降，然后 从那儿步行向指定地点集结。位于罗夫诺州界上的穆霍耶
德 村一带被确定为空降地域。 五月末，由十四人组成的第一小队起飞。
领导这个小队 的是萨沙·特沃罗戈夫。在全支队的战士名册中，他名列第一。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穆霍耶德村‘带见 面，”飞机起飞前我叮嘱他。
过了两天我们收到了一份无线电报，特沃罗戈夫在电报 中报告说，小队没有
降落在莫济尔森林中，而是降到了日托 米尔以南，几乎相差三百公里！加之，该
地无森林，无处隐 蔽。 又过了一天，特沃罗戈夫来电报告了自己克服一
切困准 向莫济尔森林，向预定集结地靠拢的决心。然而电报没有推 完就突然中
断了。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一天、两天、三天——依然联系不上。能出什么事呢？
于是我们决定派出第二个小队。必需找见特沃罗戈夫并 保障全支队空降的任
务交给了领导这个小队的维克多·瓦西 里耶维奇·科切特科夫。但是这次我们依
然没有成功：科切 特科夫和他的同伴同样也没有降落到穆霍耶德村附近，而是
偏北了二百公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科切特科夫终于从托尔斯特列斯车 站拍来了电报。该站
位于切尔尼科夫——奥夫鲁奇铁路线 上，距离穆霍耶德三十公里。科切特科夫报
告说，他在那停 了下来，准备接应下一队空降人员。
这下人们的情绪才变得高涨起来。支队参谋长帕顺领导 豹第三小队飞往托尔
斯特列斯。这个小队没有配备报务员 ——我们的报务员不够用，但是他们当中有
两个既非常熟悉 莫济尔森林，又非常了解托尔斯特列斯车站的游击队员。
我们通知科切特科夫，让他用篝火来给飞机指示空降点。
“篝火已经点燃，”科切特科夫回答。
我彻夜不停地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从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坐立不安，没有
丝毫的睡意。我频频地看表，大概正因为如此，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随着拂晓
的到来这种等待变得更加折磨人。天色越来越亮，我心中也越来越不安。
当机场上终于传来盼望已久的“顺利返航”的报告时，我觉得这一夜简直把我
弄得精疲力尽了。
“一切正常，”驾驶员报告说。“伞兵全部投向托尔斯特列斯车站一带的信号目标。”
然而那天早上科切特科夫却来电报告说，没发现任何飞机，尽管篝火烧了一整
夜。出了什么鬼？显然伞兵又投错了地方！帕顺没有报务员，所以从他那是不会得
到任何消息的。 特沃罗戈夫失踪了，帕顺也不知去向……
“我要亲自前往，”我当机立断，业立刻请示统帅部。
然而统帅部拒绝了我的请求。只好耐心等待。
同下一批，第四小队人员——起空降的是谢尔盖·特罗菲莫维奇·斯捷霍夫。
令人无比沮丧的是，他这组人员同样也投有空降到科切特科夫设置信号的地点。
“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科切特科夫报告说。斯捷霍夫 则来电报告说：
“我们一连二天无法确定所在地的位置。派 出侦察的人亦没有返回。”
我内心的不安已达到了顶点。我坚决要求上级允许我亲 自去。上级终于同意了。
和我一起空降的有在特沃罗戈夫失踪后被指定为支队侦 察队长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金，女报务员莉 达·舍尔斯特涅娃和几名西班牙藉战士。
他们是那批曾经为保卫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战，尔后为躲 避佛朗哥法西斯恐怖
而来到苏联的西班牙同志。伟大卫国战 争开始后，视苏联为自己第二祖国的西班
牙反法西斯战士们， 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这样，有十五名西班
牙人编入了我们支队。
六月二十日黄昏，我带领一小队人来到了机场。一支队 的战友们前来给我们送行。
用于告别的时间不长。前来送行的同志们知道，我们籽 飞往西部地区，不可
能很快就给他们写信，但他们什么也没 问，只是祝我们一路顺风、吉星高照，并
说些既干巴巴的又 意味深长的送别之言。然而这些话却掷地有声，深深铭刻在我们心里。
在预定的时间里，飞机准备完毕。再见啦，莫斯科！
象以往一样，上路后最初的几分钟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 在那个刚刚离开的城
市，依然和那些一刻钟前与我们握别的 同志们在一起。渐渐地，这种惜别之情消
失了，代之以新的 意念。这些意念已不再是对过去和往事的追忆，而是对随着
早晨的到来而即将开始的另一种未知和激动人心的新生活的 迢思。机舱里活跃起
来，人们开始了交谈。还有人唱起了 歌，一支接一支，一会儿是俄文的，一会儿
是西班‘牙语的， 一会儿又是乌克兰话的，这样持续了一路。
飞机飞越前线上空时，落入了探照灯耀眼的光束中。德 军的高射炮弹在我们
四周爆炸。但飞机幸运地通过了危险 区。又飞了一小时后，传来了准备跳伞的口令。
我望了望舷窗外，清楚地看到了地面燃起的篝火。飞机 边盘旋边降低了高度。
我们一个挨着一个站在敞开的机门 旁，门外是茫茫的黑夜和深渊。那情景很难使
人不激动。
“开始！”
我第一个纵身跳了下去。
我们跳伞的高度很高——距地面九百公尺左右。夜空是晴朗的。我们头顶上挂
着一轮明月。在我们脚下的地面上可以看见几堆篝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
变得离我们越来越远——风使我们偏离了目标。其他几个跳伞的同志离我不远，就
在我的上边和左右。这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径直落下。我立即想到：
一定是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这可要摔死人的。
我们脚下的树林清晰可辨了。我按照规定做好了着陆准备：交叉地抓住了伞绳。
就在这一瞵间，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过来，把我冲到了一边，然后双脚才终于触到了
地面。风把我吹离树林边缘大约四十来米。
按预先约定的，我应点燃一堆篝火。这样着陆的同志们就会聚拢到篝火边。然
而着陆时我给狠狠地挫了一下，以致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拾树枝来点篝火了。
当时我只好收拢降落伞，点燃了它，然后准备好冲锋枪，爬进了近旁的小树丛。天
知道此刻到篝火前来的是谁！
很快我听到了一阵轻微谨慎的脚步声，于是问： “口令？”
“莫斯科！”
“熊，”我答了口令，然后提高了些嗓门：“把降落伞投进火里，向我靠拢。”
“是！”
来人是卢金，跟在他身后到来的是莉达·舍尔斯特涅娃，随后其他的人就一个
接一个地出现了。
三、四公里外传来了狗咬声，而且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仿佛是有人一直在撩逗
它们。看来，不远的地方有村庄。
所有的人都聚齐了。最后一个赶到的正是我在空中发现的那个从我身边擦身而
过的同志。他的伞没有完全张开，在眼看就要粉身碎骨的时候，突然他的脚碰上了
沿铁路线架设的电话线，于是便化险为夷，真可谓万幸。
我站了起来，艰难地挺直了身体。
指北针，星空和铁路——这些足够告诉我们该向何处走了。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已经不远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距前线六百公里，距莫斯科上千公—里的敌后。
二
夏日的森林身着绿装，分外妖烧。方圆几十里的空气中都弥满着森林的气息—
—那是霉湿的针叶和芳香的树脂的气味混杂着花草的芬芳。
东方透出万道霞光，把地平线染成了淡蓝色和玫瑰色，照亮了还浸在暮色中的
树冠。挂满露珠的小草在脚下作响。我们鱼贯而行，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
在身后只留下了一道足迹。这样即使是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以断定，到底有多少人从
这儿走过。谨慎——这是游击队员的首要信条。
这座位于敌人占领区的森林是那样神秘和令人忐忑不安。谁知道，它会为什么
人效劳，里面隐蔽着什么人，又会迎头碰上什么人——是朋友抑或敌人？……
我们默默地走着，个个竖起耳朵，听觉高空紧张。周围是一片令人生畏的寂静。
早上九时，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托尔斯特列斯车站很近的地方。我发出了休息
的口令，派出了潜伏哨，然后命令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开设电台。
还没等我布署完毕，派往前面担任潜伏哨的战士就带来了三个人。一看见我，
这些“俘虏”都高兴地笑了。原来这是科切特科夫的侦察员。
四十分钟以后，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本人已经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厄运了。
他们不仅被空投到预定地点以北二百公里的地方，而且全都掉进了沼泽地。他们个
个成了落汤鸡，在沼泽地里从一个土墩爬到另一个土墩，整整折腾了一夜，直到拂
晓时分总算踏上了坚实的土地。火柴湿了，无法燃起篝火，更谈不上烤干衣服。而
且真可谓祸不单行：电台也进了水。报务员为了与莫斯科沟通联系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没有见过比这在敌后森林中的重逢更亲切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