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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朝他们几个使了个眼色，“同志们，我们的机密不能泄露给你们。
沃洛佳，我们进到窝棚里谈吧！”
进到窝棚里，小孩摘下帽子，把帽里子撕开，抽出一封信递给我。
我拆开信读了起来。信是打字机打成的。
“送信人系列宁游击队党组织书记的儿子沃洛佳·萨莫鲁哈，受领任务前去寻
找梅德韦杰夫游击支队……”
列宁游击支队支队长请求向莫斯科报告，该支队依然存在，并且一直在进行活
动，但由于没有电台，所以未能同莫斯科联系。信里接着提供了他们所在位置的坐
标，指定了日期和约定了信号，以便从莫斯科派出飞机给他们空投无线电台。在信
的末尾还有一个请求：送沃洛佳去莫斯科。
我看了看小家伙。他把自己的裤子衬里撕开，又抽出一封信出来。
“还有一封信吗？”我问。
“这是一样的。假如我的帽子丢了，我还有一封。”
他把这封信也交给了我。
“就这样吧，你先在我们这儿住几天，如果有飞机来，我们就送你去莫斯科。”
“不，支队长同志，”沃洛佳坚决反对道，“我要留在您这里。”
“支队长同志，您就别把沃洛佳送走了，”利谢伊金走到我们跟前，帮着孩子
说。“让他留下吧，小家伙挺不错！”
“好吧，我们看看再说，”我答应道。
十一
“刑警队的密探正在监视格涅久克。他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有一次，我亲眼看
见，一个密探骑着自行车跟着他，”
舍夫丘克向我们写信报告说。
格涅久克继续呆在罗夫诺市有被捕的危险。而且，最近一个时期，就连尼古拉
本人的行动也不是一个侦察员所应该采取的行动了。原因是有一次在罗夫诺市一条
主要街道上他碰上一件咄咄怪事。
格涅久克骑着自行车，在往马路对面拐去时，违犯了交通规则。一个站在那里
负责指挥的宪兵，鸣起了警笛，然而格涅久克没有理会这一套，还是若无其事地继
续往前走。这耐，另一名宪兵把他叫住了。那宪兵二话没说，上去就用橡皮棒子朝
格涅久克猛敲了几棒。宪兵长得又粗又壮，格涅久克不准备还击他。他骑上自行车
就飞快地向另一条街冲去。他怒火满胸，报复的欲望使他浑身发抖，脑子里嗡嗡直
响。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科利亚—美妙的眼睛”，被法西
斯宪兵毒打一顿，这还了得！
从此之后，格涅久克失去了镇静。他开始监视打他的宪兵，跟踪他，打算伺机
在什么地方干掉他。他甚至一度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忘记了他在罗夫诺市的目的。
我们不得不把格涅久克从罗夫诺召回支队。
3 月份，他被我们调到兹多耳布诺夫市执行一项任务：以更加秘密的方式重建
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把它变得更加强而有力，深入开展侦察工作，并且最终物色
一个新的负责联系的通信员以接替列尼亚·克利缅科。后者连同他的汽车已经完全
转隶罗夫诺市侦察员了。
与此同时，我们把德米特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叫到支队。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在支队营地住了四天四夜，然后返回了兹多耳布诺夫市。
从营地返回地方去的同志个个都欢欣鼓舞、情绪高昂。
克拉斯诺戈洛韦茨回去刚刚一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从兹多耳布诺夫市收到了关
于铁路枢纽部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不仅写出了一昼夜通行的火车及车厢的数目，
而且指出了行车路线：一辆辆列车从哪里发车开往何站；以及车上运的是什么货物
；如果运的是技术装备，那就指明是什么样的装备，数量是多少，如果车上运的是
部队，那就指明是什么兵种，数量多少，而有时甚至报告了所运部队的番号。
对莫斯科来说，这样的情报是十分可贵的。在每一个数字后面隐藏着的是法西
斯指挥部的新措施。在这些情报里，我们看到了顺利发展的苏军迅猛进攻的图景。
这里面——当时我们曾这么想——也有我们的一份劳动，有我们同志们的一份贡献。
“谢谢，”莫斯科回答说，“请继续加紧进行侦察工作。”
我们当然遵照执行了。
在罗夫诺和兹多耳布诺夫，在卢茨克和萨尔内，我们的同志耐心而细致地搜集
着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他们在战略公路上值班，夜以继日地呆在车站进行监视，
努力寻找敌机场的位置，想方设法从希特勒分子的机关搞到地图和文件。
我们报务员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了。现在，从兹多耳布诺夫每隔三天就送来一
次报告。几乎天天都有通信员从罗夫诺带回来库兹涅佐夫和舍夫丘克，斯特鲁京斯
基和其他侦察员提供的情报。罗夫诺地下组织的成员进行着紧张的侦察工作。在罗
夫诺——基辅的战略公路上，有兽医马特维·帕夫洛维奇·库岑和俄国公墓看护人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萨莫伊洛夫在轮流值班。所有这些都需要报告给莫斯科。
原先同莫斯科联系是一个报务员，而且一天只有一次。现在需要两、三个报务员同时工作。
然而，在支队营地内只能有一个报务员工作，其他的报务员，为了不干挠他，
应该到5 公里之外的地方去工作。这就需要在把报务员派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的同时派出警卫战士。
一天，报务员正在抄收兹多耳布诺夫小分队发来的报告。工作正处在最紧张的
时刻，库兹涅佐夫发来紧急的、令人不安的通知：盖世太保匪徒向我们所在的森林
开来三辆测向车，同时向别列兹诺耶、萨尔内以及拉基特诺耶等地派出了讨伐队。
通过测向可以准确地判定电台的所在位置，自然也就可知道支队在什么地方了。
首先确定支队的所在位置，尔后包围和除掉它——这就是占领军这又一次行动的目的。
库兹涅佐夫的报告得到了证实。第二天，侦察员报告说，米哈林村来了一辆满
载士兵的汽车。天刚蒙蒙亮，汽车就开出村外。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是看不见的，”当地的农民这样告诉侦察员，“两公里之内，谁也不让接近。”
侦察员们还报告说，希特勒匪徒分成小组在林中的小路上走来走去，他们头戴耳机，身背箱子。
如果现在电台继续工作，那就等于把支队驻地暴露给敌人。然而如果中断同莫斯科的联系，也是不允许的。
还是报务员自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支队长同志，”莉达·舍尔斯特涅娃对我说，“我和伙伴们考虑了，打算这
么办：我们先离开营地15——20公里，在那里工作一阵子，然后收起电台再返回营
地。让法西斯匪徒测定那些地方，往那里派出讨伐队。”
连续好几个昼夜，报务员由小部分警卫保护，轮流朝不伺的方向离开营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
法西斯匪徒的测向队员在不同的地方“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尔后讨伐队“包
围”了这些地方，开枪扫射，而每一次……当然是必定扑空无疑。
就这样，敌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东窜西跑，疲于奔命，直到我们自己对这种“游戏”也感到腻了。
我派出一小组游击队去抓获敌测向队员。伏击虽然不怎么成功，测向车也未能
搞到，只是把离米哈林村不远的敌警戒小队给驱散了。然而，希特勒匪徒惊恐万分
一度停止了围剿。
……一天，兹多耳布诺夫的通信员伊万诺夫，象往常那样，带来了新消息，以
及格涅久克和克拉斯诺戈洛韦茨照例托付给他的包裹。包裹里是药品，装在一个陈
旧的黑色布袋里，伊万诺夫对这个布袋是寸步不离。
“喂，路上怎么样？”我总是这样问他。
“一帆风顺，”伊万诺夫一如既往地答道，不过，他突然笑了起来。起初我想，
这大概是因为他才二十岁刚出头。
“那么，就痛痛快快地说说，您在路上的遭遇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支队长同志。”
“那么，情况总还是有的喽？”
“总还有？”伊万诺夫又笑了。“不过是小事一桩。”
想必是我坚持要他讲，他才说了路上发生的事，这种事大概发生不是一次了。
三天之前——当他从“绿色了望站”返回兹多耳布诺夫的时候，在克列瓦尼车
站旁边的道口，他被德军哨兵给拦住了。伊万诺夫感到事情不妙，因为在他的布袋
里装着几枚反坦克手榴弹和香肠。
哨兵要他出示证件。证件倒是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的。
伊万诺夫正要走，一个法西斯匪徒猛然瞥了一眼他那个布袋。
为了避人耳目，手榴弹都用抹布包着。哨兵摸着用抹布包着的手榴弹的把，一
眼看见了香肠，问道：“伏特加酒？伏特加？”
“不是，”伊万诺夫笑着回答，“回来就带伏特加，我正是去买伏特加的，”
说着从布袋里掏出香肠，递给了哨兵。
“带伏特加来！”哨兵在已经离去的伊万诺夫背后喊道。
“一定！”伊万诺夫边走边回了他一句。
他不快不慢地讲了这件事，仿佛是讲一件滑稽可笑的事，仿佛他对这种可能引
起严重后果的危险毫不在乎似的。
伊万诺夫这次带回来的消息特别重要。来自列宁格勒的德军军列从兹多耳布诺
夫车站开过，驶向文尼察方向，兹多耳布诺夫的同志们报告了敌军的数量和部队番号。
这份报告还指出，平均每天有一趟拉有15个车皮的水泥和平车的军列从兹多耳
布诺夫通过。平车上放的是已经做好的机枪巢——用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暗堡，上面
带有机枪发射孔。货物终点站——别拉雅采尔科夫，别的同志也报告了这一情况。
“原来要在那儿构筑工事！”在去无线电排的路上，我“原来要在那儿构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