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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同志说：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同志问：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然後，由张春桥同志作了解答。）
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 〃 三家村 〃 ，一直到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这期间，经过了二百天，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从六月一日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北京大学在六月十八日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所谓 〃 六·一八 〃 事件。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 〃 六·一八 〃 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是反革命事件！六月十八日以前，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但六月十八日以后，却转过去镇压革命学生，把参加 〃 六·一八 〃 事件的革命学生当反革命来镇压。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 〃 六·二零 〃 事件， 〃 六·二三 〃 事件， 〃 六·三零 〃 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 〃 六·一八 〃 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这是第一句话。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八月十三日主席到你们那里去参加庆祝活动，或者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去，我们可以负责转达。有的同志还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到你们那里去，现在中央同志正忙于北京的事情，先把北京的问题解决了，取得经验，当然愿意到处去一去。请相信我们能转达就行了。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论调是错误的。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穆欣同志说：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贴在哪里都可以。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关于 〃 内外有别 〃 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