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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另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
世界银行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在逐步减少，投资回报率也较高，资金投入向多元化方向以及投资者对新兴市场兴趣上升，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净私人资本可望在总体上持续保持９０年代初的水平。但与此同时，流入资金较集中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如何吸引和加强管理资金流入的问题。
在信息社会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的背境下，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随着世界通讯网络和电脑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全球资金流动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金融市场风险增加。1994年至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最近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证明，一旦投资对某个国家的投资情绪发生变化从而竞相抽走资金，对该国金融市场的打击也是突然和巨大的。但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则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应试图去改变这一趋势。对外汇交易施加限制或者试图控制外汇的流量可能会导致出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不利后果。
全球化断开的裂痕
智利《信使报》10月7日发表博利斯·；约波的文章言：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没有哪一种关系比世界全球化进程更为突出了，特别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它对不同社会产生的影响。那些传统的主权国家由于越来越受到地球上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想方设法尽快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环境。
确实，这种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冷战结束后，出现了通信和知识传播方面的一场革命，而且生产自动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因此，人们建立了一种相对共识，即这一进程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发展也是有益的。
尽管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并且包含着大量没有把握的情况。使国家经济不稳定的投机资本的流动、毒品工业和跨国性的犯罪活动、民族主义的重新出现和对待移民的排外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和社会不稳定现象，都是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全球化进程引起的最大争论是国际和国内阶层的重新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已经开始把一些地区、国家和社会阶层排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带来的利益之外，与此同时，还使他们失去了就业和社会安全方面的稳定性，而这些都曾是二战后西方经济发展建立的所谓“福利国家”的支柱。例如，从世界范围讲，1996年私人资本投入的2250亿美元，基本上流向了在中，短期内有较大发展前景的20个国家，而其余地区，特别是落后的非洲地区，则明显地被排除在外。此外，从国内范围讲，即便在已经实现经济增长并且适应了世界经济新条件的国家里，也存在着一道“不公正的裂痕”，这种裂痕在两种人之间有时会越来越大，一种人随着全球化会得到巨大的好处，而另一种人则没有太多的技能，时常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威胁。据199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说，近年来，许多国家中出现就业率下降和收入差异加大的现象。对89个国家进行的调查表明、同80年代相比，目前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无阻无碍的飘荡幽灵
在当今，国际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流速越来越快。联合国贸发会议说，全球不断扩大的市场促使199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上一年增长10％，达到3490亿美元。如果包括外国公司向海外附属机构的投资，外国投资总额将增加三倍，达到1．4亿美元。1995年比上一年增长40％。199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增加的幅度更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料，现在世界上有72000亿美元游资，也叫做热线。现在信息技术发达，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就可调来。它们有的叫石油美元，有的叫欧洲美元等。此外，全世界有不少国际银行，如世界银行，还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亚州开发银行，从这些银行贷款出来的国际贷款也相当不少。
全球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改变了政府发挥作用的环境，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那么有效，特别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诸多问题。
所引起的最主要的变化来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作用。在经济封闭的国家，政府开支增多和货币增多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产量，但是在长期内，一个是提高利率，另一个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在对资本流动开放的国家，这些杠杆的影响取决于汇率。如果汇率是固定的，那么财政政策非常有效，而货币政策不显眼；如果汇率是浮动的，那么货币政策非常有效，而财政政策不显眼。只有在一个领域，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能够限制一些政府的选择能力：汇率。在资本不能流动时，一些政府至少在短期内能保持固定汇率的稳定，同时仍能利用货币政策扩大经济。这种情况已不再可能出现。在资本更加流动的世界上，如果一些政府想固定自己的汇率，那么货币政策就必须是完全为了实现那个目标。
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开始撤出一个国家并抛售这个国家的货币，那么利率必须提高到足以制止资本流动的高度，否则汇率限制就会打破。如果银行系统虚弱，那么利率提高就可能引起银行普遍倒闭。汇率同某种外国货币挂钩并不会自动地使一国经济更稳定。如果国内经济政策与确定的汇率不一致，那么固定的汇率反而能导致经济更不稳定。
但是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相对规模小和不发达的国家如果对外国资本开放，那么风险确实要比先进国家这样做时大。一个风险是，如果像墨西哥1994年或泰国1997年那样，投资者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丧失信心，资本可能突然逃走。另一个风险是，投资者可能丧失对一个国家的信心，因为这个国家周围的国家出现了麻烦。
全球讯息化：金融风暴的技术平台
这次在亚洲发生的金融风暴，使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革命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自来就受到充分颂扬的新型概念和历史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究竟是福兮？抑或祸兮？
我们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切体验和领悟莫过于得自最近数月世界上发生的触目惊心事件。金融危机从东南亚肇始，北移韩日，西走欧美；股市指数从香港到澳洲，从纽约至拉美，当即反应，同涨同跌。经济灾情仿佛是自然界的风和云，飘荡自如，任意东西，在全球畅行无阻，绝无国别疆界之分。而发达的现代电讯技术也展示出了可怕的渗透力，无所不入，纤毫毕见，在它的面前，东西方与南北经济之间的差异和高下立判，后进国家或经济小国酷似一个可塑性极强、透明度极高的物体，可以任由西方经济大国随心拿捏，任现代新殖民主义和各种图利或政治颠覆性的阴谋恣意纵行。
全球经济和电讯产业一体化，一向被潮流性地看作是跨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相辅相成的“基本路线”。为了及早跃上这条快车道，以西方发达经济为主要背境的世界贸易组织，当今来了个“快三步”：第一步，1996年底，以欧美为主的28个国家通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协议，决定在2000年，取消所有的电讯技术产品关税，实现自由贸易；第二步，1997年2月，69个国家签署了开放全球电讯市场的自由化经营协议，这被美国“候任”贸易代表芭施芙斯凯女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贸易协议之一”，美国信息技术协会主席米勒亦不无动情地说，“我们将看到互联网爆炸式地覆盖整个世界”；第三步，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在全球开放金融市场。
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述大动作，亚洲国家百般讨价还价，极力抗争。1996年，7个发达国家和32个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部长在南非举行会议，提出：“全球讯息社会”正在迅速形成，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也在加速扩大。在这次由东南亚金融风暴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奇迹般经济成长的基本特征和作为其背景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开始产生疑虑和深刻的歧见，它甚至成为当前频繁举行的各类世界经济论坛和高峰会议讨论和辩论的主题。
一体化带来了什么？
有人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展开的实质上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运动，基本内容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少数发达国家籍以实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
其支撑性数据是：19611991年，制造业就业总额在美国下降了1/3，在法国下降了25％，在德国和意大利下降15％；与之相反，在南韩增加了4倍，在马来西亚增加2倍，在台湾和新加坡各增加1倍；1993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20％，而发达国家的比重，则从1973年的72％下降到1993年的64％；在1970年，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只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4。2％，1994年则上升到10。5％，从1965年1995年，亚洲新工业化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增加了3倍。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兴起的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在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则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75年，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其总额的27％，1990年占40％；国内投资更为明显，以美国为例，1970年，计算机投资只占全国非住房投资的1％，1995年陡升到12。8％；1970年至1995年，美国生产耐用品设备的投资翻了两番，讯息处理设备投资增长了20倍，这一行业竟在1993年占全国非住房投资总额的11。7％；这样投资的结果，1995年美、日、德、英、法、意六国讯息技术的出口占了全球市场的77％，1996年，美国、日本和欧盟占全球通讯市场的74％。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已经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中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