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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鬼子赶走，我们别想过日子。
所以后来有一天，明哥带着我们到城外的时候，我们碰见了两个骑摩托的鬼子，其中一人背着枪的刺刀上，竟然挂着一条女人内裤！他们也看见了我们，一边招手，一边大笑，像是干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就在他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明哥突然拔枪向他们射击，枪声一响，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跟着拔枪射击。把一梭子子弹全部打光了。看着两具马蜂窝似的尸体，心里感觉不到害怕，而是说不出的痛快。”
说到这里，朱明拿起酒瓶，对着脖子就是一阵猛灌。
朱明说的，肖彦梁感到很惊讶：“哦？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
“事后我们把尸体和摩托车都埋了，当然没人知道。”朱明骄傲地解释说。
“那一天参加行动了大概就是你们五个人吧？”既然是毁尸灭迹，他不知道这事也是正常的。只是心里一动，肖彦梁笑着随口问道。
几个人相互看了一下，点点头算是承认了。朱明更是竖起大拇指：“局长真是高明，这一点都猜得到。”
“少拍我马屁。这样的事参加的人太少不行，太多更不行。而且我记得有一阵分组外出巡逻的时候，你们几个正好在一组。”肖彦梁苦涩地笑了笑。他说的“有一阵子”正好是清明的那段时间。他又想起了许小菇。
“你呢？”原本向问孙毅的，却看见孙毅在喝酒，便转移到司徒云海身上。
“我是南通人，以前是保安团的士兵，我的父母是渔民。”似乎触及到了他内心不愿提起的伤痛，司徒云海闷了好一会才说起自己的事：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作者注，下同。）1月底，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将军的带领下，奋起抗击，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就在那一年的2月初，在长江上被日本人的商船撞沉了。至今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可怜我那最小的昧妹才九岁……”说到这件惨事，司徒云海忽然捂着脸失声哭起来。
没有人去劝他。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心事。哭一哭或许会非常减轻心里面的悲伤。
哭了一阵，司徒云海擦干眼泪继续说道：“那时我就和鬼子结下深仇了。老子就是搞不懂，我们和鬼子在上海打得那么激烈，为什么这日本的商船还能在江面上畅通无阻？为什么这仗打完了，我们却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
为什么不能驻军，肖彦梁倒是知道。民国21年在上海爆发的1。28淞沪抗战，他也曾经为前线捐了一个月的工资。很多情况只能从报纸上看到。当时在1。28淞沪抗战的前不久，也就是民国20年的12月15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集三“主席”于一身的蒋主席刚刚宣布下野，国民政府一团遭，竟没有向上海派遣过增援部队！
后来在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又称《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这就是司徒云海说的“不能在上海、苏州驻军”的来由。
肖彦梁还记得，曾经有小道消息说，不派增援部队，是蒋主席的密令。因为蒋主席于民国21年1月11日，在老家奉化溪口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表示“不可轻言绝交宣战”，中国只能作“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同时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否则“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
联想到国军对共产党的几次围剿都大败而归，肖彦梁此时方才明白蒋主席后来说的话：“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着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那时，已经应该改口叫他“蒋委员长”了――他在３月６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简单地把司徒云海刚才说的向几个人解释了一下，肖彦梁示意司徒云海继续说。
“再后来，十九路军被调到了福建。有一次我跟随我们大队长参加县长的宴会，在喝酒的时候，县长故作神秘地问我们大队长：‘嘿嘿，知道十九路军为什么调到福建吗？’大队长说不知道，那个狗日的县长回答说：‘委员长说了，十九路军那么能打，日本人都打不过他，就调他们到福建打红军去。’我当时那个气，恨不能一枪毙了县长。
过了一年，就是（民国）22年年底，听说十九路军和共匪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被命令准备集结南下，进入福建剿灭叛乱。
我心里矛盾的很。我想不通，为什么要剿灭一支英勇抗战的军队？他们的所谓叛乱，也就是因为国民政府不抗日，一味退缩造成的。后来没等我们南下，（民国）23年年1月叛乱被平息，我们也解除了警备。又过了一年，我退伍不干了。在这样的不抗日的队伍里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拉黄包车。
（民国）26年8。13淞沪抗战爆发，我想重新参军打鬼子，可是等我赶到原部队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上海上了前线，我当时心里的那个悔，肠子都悔青了。没法子，只好继续拉黄包车。不久，国军大撤退，南通被鬼子占领了。进了城，鬼子到处杀人抢东西，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找准机会，用家里的菜刀杀了三个闯入我家的鬼子。当然我也没敢出门，出门肯定被打死。后来局势稍稍换了一点，鬼子又四处抓民夫，给他们挑东西，往东边走，就这样，我也被抓了。
沿途走的都是日本鬼子，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们这些大量的民夫。路边上到处是尸体，有被奸杀的女人，有被撕成两半的孩子。看得多了，也就麻木了。原本想到了目的地，鬼子应该把我们放了吧？因为我看见有些鬼子队伍扎营以后，会给民夫谢一张纸条，把他们放了。我就想，我在家还藏了一条枪，放我回去，老子就去和鬼子拼命。可是后来又遇到一件恐怖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跟着的那队鬼子抓到了三个往回走的民夫，几个人拿出前面鬼子写的纸条递上去，没想到这一次鬼子没有马上放他们，而是几个鬼子相互传递这纸条，然后相互大笑着把那几个民夫绑起来。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鬼子军官已经举起刀，一下向一个民夫的头砍了过去。头没有砍下来，刀却被骨头夹住了。那个民夫大声惨叫：‘太君，饶了我吧，我是良民。’可是没有人听他的。砍头的那个军官因为技术不好，引来了其他日军的哄笑。那军官脸上挂不住，一脚揣在那民夫的头上，就象他砍的不是人，而是一块木头。
这是一个似乎更大的军官过来，看到这一切，大声对砍人的那个军官说着什么，好象在骂他，因为我看见那些士兵都不笑了，军官也十分恭敬。那个官大的还用力抽了官小的几个耳光，指着民夫的尸体，情绪有些激动。我一开始还以为是鬼子良心发现，后来才知道我错了，错得太厉害了。
官大的鬼子拿过砍人鬼子的刀，走到第二个民夫边上，用手在那个民夫的脖子上指指点点，边上的鬼子点点头，好象听明白了似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看见他忽然举刀，‘咔嚓’一下，就把第二个民夫的头给砍了下来。那血从脖腔里喷得老远。
鬼子们来到第三个民夫身边，官大的军官把刀递给砍人不成功的军官。那个军官同样在民夫的脖子上指指点点，官大的鬼子不停地点头，手上还做着从上往下劈砍的动作。官小的鬼子拿刀在民夫的脖子上比了比，猛然间一刀挥下，那民夫连着半截肩膀被砍了头。官大的鬼子摇摇头，指着尸体说着什么。
我吓坏了。要说我以前还对鬼子怀着仇恨的话，那个时刻我除了恐惧还是恐惧。几个鬼子竟然是在交流砍头的经验，竟然是在拿他们随便遇上的老百姓做砍头的练习！这到底是人还是畜生？
我们一共五个民夫，那件事是上午遇上的，下午，那个官小的鬼子又拦住了几个民夫，被他一一用来练习砍头，他的技术进步得飞快，到最后，已经能象官大的鬼子那样，一刀准确无误地把头砍下来。
我知道我必须逃走。说不定等我们到了目的地，我们也会变成练习品。宿营的时候，鬼子们通常会把我们捆在一起防止逃走的情况出现。那天晚上，我磨断绳子，想要解开另外四个人的绳子，竟然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说跟着我跑，一定会被打死，留下来，说不定还会活。我无可奈何地看着这几个愚蠢到了极点的人，独自跑了。
没有想到，鬼子太多了，我根本无法回家，只好在外面躲藏。看见鬼子来了，我就含着一根稻草管子躲到水塘里面。大冬天啊，我就这样躲在水里面。就这样在外面躲了近两个月，吃的东西也少，穿得也少，又冷又饿，实在不行了，有一次在大白天我就冒险出来找吃的。不一会我发现一个中国人和两个鬼子走过来，我害怕极了，就躲在田埂下面。
三个人有说有笑走近了，忽然那个中国人掏出手枪，对准一个鬼子的脑袋，‘砰’的一声，把他打死，另一个鬼子的反应却不慢，枪响的时候愣了一会，立刻转过身，一巴掌把枪打调，扑上去卡住中国人的脖子。那个鬼子粗壮的很，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