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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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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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