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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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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人决定。王德隶属张俊后,任都统制,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完颜兀术(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帅左监军、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颜阿鲁补(汉名宗敏),而柘皋的金军由完颜阿鲁补(宗敏)、韩常等指挥,完颜突合速亦未参战,参战兵力估计应只有几万人。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岳飞遭受了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分量要沉重得多。这个敢于藐视刀光、斜睨剑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愤地啜泣起来,他面东朝“行在”临安府的方向再拜,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一条真理,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原来将士们与家属相约,不破金军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岳飞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行伍不整,“旗靡辙乱”,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他长叹一声:
    “岂非天乎!”
    岳飞夜宿荒村野寺,与部将们相对而坐,久久沉默不语,他突然发问:
    “天下事竟如何?”
    众人都不愿再说什么,唯独张宪回答:
    “在相公处置耳!”
    然而他的劝勉未能使岳飞产生回师的勇气。岳飞的退师,使京西的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边哭边诉,说:
    “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
    “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大军撤至蔡州时,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衙门内外,其中有百姓,有僧道,也有书生。一名进士率众人向岳飞叩头,说:
    “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十二年)。伏闻宣相整军北来,志在恢复,某等歧望车马之音,以日为岁。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丑虏兽奔,民方室家胥庆,以谓幸脱左衽。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
    岳飞又以班师诏出示众人,大家都失声痛哭。最后,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襄汉。
    大军从蔡州南下,回到鄂州。岳飞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率骑兵二千,取道顺昌府,渡过淮河,前往“行在”临安府。他上奏说,自己“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第二节金兵重占河南
    完颜兀术(宗弼)原以为此次战争败局已定,他夜弃开封府后,正准备渡过黄河,有个北宋时的无耻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完颜兀术(宗弼)说: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完颜兀术(宗弼)经此人提醒后,决定暂不过河。他想起被杀的族叔完颜挞懒(昌)为金朝留下了奸细秦桧,决定加以利用。完颜兀术(宗弼)在迭遭挫败之余,开始了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岳飞撤兵的消息被证实后,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立即整军卷土重来。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很不信任原伪齐降附的兵痞,除李成外,如孔彦舟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此时才利用了孔彦舟、徐文等人。完颜兀术(宗弼)以孔彦舟为前锋,重新回军开封府。
    岳飞在前沿尚留下少量部队,是为掩护河南百姓南迁,并且接应大河以北梁兴等军撤退者。他们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情势下,难以抵挡金方大军的进攻。孔彦舟袭郑州时,曾夜劫中牟县敌营的准备将刘政不幸被俘。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省登封市)的孟邦傑,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军,也接着败退。
    八月上旬,金朝翟将军率部包围淮宁府。新任知州赵秉渊一扫昔日的怯战心理,勇敢地进行抵抗。岳飞派遣李山和史贵的部队,刘锜派遣韩直的部队,内外夹攻,打败金军。他们结束了岳家军第四次北伐的最后一战,然后撤兵。岳家军作战仍十分勇猛。小军官杨兴率领几十人,在淮宁府沿河同数百散骑接战。杨兴左臂中六箭入骨,“犹坚力向前”,从上午苦战到下午,金军死伤累累,最后被迫遁走。
    岳家军的班师,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八月,韩世忠因久攻淮阳军不克,也在宋廷的命令下撤军了。
    宋高宗得到岳飞郾城之战的捷报,特别是接到他七月十八日反对班师的上奏后,又略为回心转意。七月二十五日,即岳飞班师后几天,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奉命自“行在”临安府开赴淮南西路。宋高宗接着又发手诏,改令岳飞“且留京西,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此类手诏当落笔之际,其实已成废文。八月中旬,杨沂中军到达宿州,以五千骑兵夜袭临涣县(今安徽临涣)柳子镇,却不见金兵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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