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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是捷尔任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于12月27日怀着担忧的心情向党中央委员会写道，在领导层中内争没有停止，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在破坏着军队的道义上的团结”和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威信，这条路线对于党的真正统一是有害的。因此，这条路线“是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的。现在唯一要作的是……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决定把自己这封信立即发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报刊部主任米哈伊尔·波利亚克（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晨时曾把信读给了他听）想阻止他不要走这一步，但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①还是自行其事了。他回答说：“我对党从来不口是心非，我不是一个派别分子。”②
①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第8期第42页。
象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这样一些人是斯大林分子从道路上搬掉的第一批。诚然，暂时还不便于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扭送到集中营去。不得不只限于对他进行季诺维也夫所策划的诬陷——责备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变成了反党的派别斗争司令部。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被叫到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会议上，在那里斯大林指责他进行了派别活动。总书记并不是空手来出席会议的：他的帮手们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准备了一份“揭露”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企图搞独立的特殊材料：说他没有把召开军事学校党支部代表会议一事告知中央委员会，说他没有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出的第200号通告使其与中央委员会的精神一致。只有揭穿斯大林机关在幕后进行的阴谋诡计，才能驳倒这种荒唐无比的指责。组织局决议中的第一点所依据的正是这样一种臆测。
请看第二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于1923年12月27日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政治委员的信以威胁中央的口气，‘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这封信是对中央空前的攻击，这就使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同志无法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再工作下去。”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17，目录2，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5张。
在组织局的决议之前，政治局已作出了一个决议，而在政治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斯大林分子。他们在采取行政措施方面如此的协调一致……那个时代产生了一个说法：“机关的制度”。
但是，由什维尔尼克（他是一个还“没有堕落的”人）领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所属专门委员会经过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犯罪的”事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全会提出了申诉。他在1924年1月15日的会上详细地分析了组织局的决议（该决议认为他犯了写信威胁中央的罪）。他说：“我认为向中央委员指出党的状况存在某种危险，是一个党员无可争辩的权利；我认为我以自己的信履行了一个党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义务，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是在为军队和军队中党组织的状况担忧。最后，在我于12月27日写的信中没有任何威胁中央的地方，我只是认为，那些能够按照党的原则进行思考的同志，应按照党的方式，即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对具有派别思想情绪的领袖，进行劝导工作。”①
①《科学和生活》杂志俄文版1988年8期第43页。
这与尤·赫·卢托维诺夫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么一致，卢托维诺夫认为，“不只是中央委员会，而且每一个积极的党员都有挽救党的专利权。”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俄文版第116—117页。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全会上诉诸起码的公理，他说：“我坚决要求要彻底弄清对我提出的问题。我指的是把一个党员解除其政治部主任职务的事，这个党员敢于按照党的方式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对党的统一和军队在道义上的团结是有害的。我以鄙视的态度批驳对我的一切指控，说什么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被我变成了派别司令部——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证明这一点。既然这一点至今得不到证明，那么把我解除职务就只有一个用意，这就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要对一个富有党的坚定性而不会玩弄派别手腕的同志，进行派别性的报复。”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保管单位第109号，第42张。
在1924年1月中央全会上，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大胆地揭露了中央机关对他开展的一场诽谤性运动，其目的是要吓倒一切被列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的共产党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向中央委员们声明：“对这场正在广泛开展的运动定出某种调子的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一点我绝没有看错。”①
①同上。
对这一点安东诺夫确实没有看错。但是他显然低估了那些在党内占居关键性职位的人的力量。站出来支持组织局的决议的有莫洛托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他们都在为主子忠实地效劳）。主要指挥者要是能躲在他们的背后作为靠山该多好。但是，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林那论据充分的辩护感到不安的斯大林却出来突然说出了几句累赘的话：他把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拒绝同中央委员会协同一致地工作这种臆测又说了一遍。①
①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8张。
书记处——政治局——中央监察委员会——组织局—一中央全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案件象沿着传送带似地依次经过了这些环节。而党的官位等级制度胜利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抱不平的只有一个卡尔·拉狄克，他说：“在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中，需要有一条禁止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加派别斗争。如果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利用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这个机关来进行派别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信中使用的那种不能容许的口气，可按照党的方式予以处分，但是不能把3个问题混为一谈。眼下对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侦查还没有结束，那就不能够撤销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职务！”①
①苏共中央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7号，目录第2号，卷宗第109号，第45张。
会上拉舍维奇以愤恨的态度几次发言，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揭露。布哈林、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保持沉默。在33个与会者中，只有1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包括当事人）熬过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
今天《真理报》在分析20—30年代“困难问题的时期”时确认：“在日益残酷的思想斗争和夺权斗争中，多数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本书作者注）……采取了（更确切些说应是：允许斯大林采取——本书作者注）……一种不准论敌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的作法。”①
①《真理报》1988年10月3日。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了党的统一冒失地投入了战斗。斯大林也是为了党的统一而停止他进行积极的工作。不过斯大林这样做是让“众人”看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不能够宽恕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写的那封粗鲁的信，因为他在那封信中竟“要求那些胆大妄为的领袖们遵守规矩”。
遭到诽谤的、受到屈辱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不久就带着外交方面的委托，被派往中国。“安东要到广州去啦”——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对往日在地下工作年代了解自己的老同志们（他们知道他的是这个名字）这么说。后来他担任过驻布拉格、考纳斯和华沙的全权代表。当时，惩罚那些固执而任性的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人时，其措施只是采取外交流放的方式。在流放地，在国外，闲暇的时候，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决定：自己所经受过的是不是一种派别专政制度。
……关于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传记情况，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象通常一样，只是介绍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在1934年5月9日填写全苏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调查表时是这样写的／1927年以前我在组织问题上曾支持过反对派；没有进行过反党的秘密派别活动。”①我们要注意这里的表达方式：是“曾支持过反对派”，而不是“属于”或“参加过”反对派。后来，这些实质上的差别被斯大林一手抹去了。但是，要知道在当时，即在1924年，斯大林并没有指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进行了派别活动，也没有指责他信奉了托洛茨基主义。总书记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虽然对他提出了许多责难，但其性质看来并没有超出对官僚主义进行挑剔的范围。既然组织结论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那么从这一情况中还有什么结论得不出来的呢？斯大林经常根据个别的例子而作出总的结论……他以态度端正和举止良好的榜样自居，这样来表述安东诺夫—奥夫申柯的过错：“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视起码的礼节。”②“没有礼节的”行为（在另一个地方，斯大林无意中说出了“堕落”这个词）——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用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