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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知道了斯大林处于危急状况后，向别墅打入了电话，请求医生来帮助。贝利亚把打电话的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说，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在长达13个多小时的时间中，一直没有把医生叫来给突然中风的病人治疗。
还有一个罪证——这是一位教授提供的证据。医生们被完全是故意地很晚才叫了来。他们来到后发现垂死者的嘴唇上留有带血的唾沫痕迹。那个谋害者①需要使自己摆脱任何怀疑，于是在3月7日的《消息报》上发表了这样一项公告：“经病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了诊断是正确的……已经查明，约·维·斯大林的病从发生脑溢血的那一时刻起就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因此虽然采取了有力的治疗措施，但未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和防止非常不幸的结局。”
①“那个谋害者”自然是指区利亚。——译者注
斯大林逝世后在其别墅里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情况的尾声。贝利亚在第二天就把所有作保卫工作的军官都赶走了。至于服务人员，“那些极其惊慌失措的、什么也不明白的人，收拾了遗物即书籍、餐具和家俱等，他们含着眼泪把这些东西装上了卡车——东西都被运走了，运到某些仓库去了……那些在这里忠心耿耿地服务了10—15年的人被赶到了大街上。”①新的安全部长——贝利亚立即就占居了这个渴望已久的职位——不能不担心其他的见证人。于是有些作保健工作的领导人被他撤职了，有些专家被他镇压了。
①参看斯·斯维特兰娜《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6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灵柩被安放在圆柱大厅里。进行哀悼的人是按年龄大小的顺序排列的，他们是：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瓦夏①将军也在这里。在父亲去世时，他几乎是冷静的。
①瓦夏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的爱称。——译者注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遗体被涂了防腐剂的总书记穿着一身大元帅的礼服。礼服上戴满了勋章，灵柩旁摆满了花圈。有几千个好奇的人被挤死和踩死在靠近大厅的地方——一切都按时代的最好传统进行。接着在红场上举行追悼大会，致悼词。总书记的灵柩按年龄大小的顺序，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马林科夫抬起来，再按这个顺序将灵柩抬往陵墓。
这是他们给全民衰悼作出的表率。一张张惊惶失措的面容，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样子，一副副非常痛苦的神态……“亲爱的父亲，没有了你，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呀？”灵柩经过了一个幼儿园。这是莫斯科很多幼儿园中的一个。小孩子们被排成了一条单列横队。保育员们对他们说：“斯大林伯伯去世啦。孩子们，哭吧。亲爱的父亲去世啦。”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哭。只有一个小孩子没有哭，他笑了起来——他故意给女保育员作对。于是便对这个侮辱神圣的小孩子使用了一切惩罚手段：抽打屁股，罚站墙角，一天不给东西吃。
……沃尔库塔。在矿井里为斯大林竖立了一座小型纪念像。但是夜里有人在领袖那石膏制的双肩上给穿上了一件肮脏破旧的女棉坎肩，给领袖的头上戴了一个沾满油污的大沿帽。在市中心管理局的大楼旁，又竖立了一座斯大林像。但是有人把他的头打掉后，让其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暴君的死使犯人们产生了希望，他们希望减轻不幸的遭遇，甚至希望获得自由。8月份，在一座主矿井里掀起了风潮。先是第2管理局的矿工们举行罢工。后来是阿亚奇一亚格中央热电站的建设者们和第18号矿井的工人们举行罢工。于是检察长Ｐ．Ａ．鲁坚科和内务部副部长И．И．马斯连尼科夫将军从莫斯科乘飞机赶来了。他们答应服苦役的人和普通犯人，要尽快改变其现状，直至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而为了进行惩戒，他们在第18号矿井里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血腥镇压。他们让犯人处在地区以内和三重铁丝网以外的地方，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向犯人扫射。我有机会看到了为逝世的总书记举行的这次血腥的追悼。
特鲁希略①统治了32年。他被埋葬在巴黎。他的亲属请求拨给6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他的墓地。但是有关方面只同意拨给两平方米。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给予了6平方米。豪华的墓穴化费了9000万法郎。法国方面自愿将载运这个大肆掠夺的独裁者的火车（有对个车厢）从勒阿弗尔运往巴黎，然后再运往比利牛斯山的那边……
①特鲁希略（1891—1961年），从1930—1961年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他代表美帝国主义、当地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暗杀身亡。——译者注
与特鲁希略相比，斯大林算是个俭朴的人：很一般的住宅，无论是莫斯科郊区的别墅还是南方的那座别墅都很普通，坟墓也很普通。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旁，只给他两平方米的墓地也就够了。然而这个俭朴的劳动者的形象只不过是他所喜爱的象演戏似的种种化装之一罢了。要知道这位领袖也常表现出豪华的派头，也常为节日的排场而耗费巨资。
，我们再来谈谈1953年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下面是他的女儿所作的描写：“在父亲卧病的大厅里聚集了很多人。那些第一次见到病人的陌生的医生们（多年来一直照料父亲的Ｂ．Ｈ．维诺格拉多夫院士此时在蹲监狱）心惊胆战地在周围奔忙。他们又是往父亲的后脑勺和脖子上贴水蛙，又是为他作心电图，又是给病人肺部进行Ｘ光透视。一位护士在不停地把病情记在本子上。一切都按照应该做的那样做着。所有的人都在为挽救一个已经无法挽救的生命而忙碌。”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8页。——译者注
在场的人中，表现得突出的是中央主席团的几位成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而表现得比其他人都更为突出的是贝利亚。在领袖弥留之际，他紧张到了极点，他在各个房间里奔来奔去，不断地对保卫人员、服务人员和医生们发号施令。然而在他那双握得很紧的手中却偶然露出了种种假面具来：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过于自信的小爸爸（不只是在格鲁吉亚人们这样表示敬意地称呼他）；时而表现出是一个忠实的朋友，而当他吻到主人那湿润的一只手时，竟忠实得发出了狗一般的尖叫声；时而又表现出是一个怀着恶毒期待的杀人犯。
斯大林死得很困难。他的右半部已经瘫痪，他已丧失说话能力，呼吸也很困难。他最后一次睁开了两眼，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警卫人员们、陌生的医生们、十分熟悉的战友们和自己的子女们……雅科夫不在，这个大儿子早在10年前就被他害死了。小儿子瓦西里他也不喜欢，他曾不准这个小孩子到厨房以外的地方去。而斯维特兰娜在这里。总书记在给女儿的信上曾经署名为：“你的小秘书”。但是在恼怒时，总书记曾揭露她有反苏情绪，于是在他的声音里就表现出一个侦查员对特别重要的案件发出的腔调来。他环视了周围的人之后，突然抬起左手，作了个威胁的手势，竭力想讲些什么，接着就把手永远地放了下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贝利亚在确信这个不死的人终于如此合乎愿望地死去了时，他控制不住自己，高兴得失去了常态。他那兴高采烈的“赫鲁斯塔廖夫①，来车！”的高喊声，打破了悲痛的沉寂气氛。
①赫鲁斯塔廖夫是司机。——译者注
所有的服务人员都在哀悼主人的去逝，他们是厨师、食堂服务员、司机、值班调度人员、警卫人员、园丁—…·我们从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记述中读到了这样的描写：“来向遗体告别的还有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伊斯托明娜——大家都叫她瓦列奇卡——，她是在父亲远处那座别墅里工作了18年的女管家。她扑通一下跪在了沙发旁，把头放在死者的胸上，像村妇那样，号陶大哭起来。她哭了很久，也没有人去阻止她……她和所有给我父亲当过服务员的人一样，至死都确信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父亲更好的人了。”①
①参看斯·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4页。——译者注
斯大林罪行的规模是惊人的，很难把这些罪行同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口头上讲的和实际上作的是不一致的。某些社会学家是否因此而把斯大林的罪过分摊给了他的助手们、政府成员们、地方领导人们（尤其是他们！）和全体人民呢？
斯大林对人类犯下了罪行。这样说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几十年之后，现在要抱怨什么呢？有些思想家们认为反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把斯大林看做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是社会之恶的体现者。历史并不因此而轻松些。对那些被杀害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70年写道：“恐怖多半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都是那些心怀恐惧的人为了安慰自己而于出来的。我深信，1793年的恐怖统治几乎完全要归罪于过度恐惧的、以爱国者自居的资产者，归罪于吓破了胆的小市民和在恐怖时期干自己勾当的那帮流氓。”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56页。——译者注
过去的一百年，尤其是现代史，赋予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以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些话中对斯大林时代作出了判决。我们只是有保留地声明一点：不能认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是无济于事的。这个善于进行利用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从其所进行的恐怖中已经最大限度地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他通过屠杀千百万人而达到了人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对于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无论在大的地区或在小的地区——，为造福于……而进行忘我劳动，就成了他们命中注定的事。不过吓破了胆的人民即使进行极大限度的活动，其经济效果也许只能同奴隶们的劳动相比。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