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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中国电影幕后故事-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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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亮出各自不同的“李向阳”招数来。    
    终考结束,最后“冠”、“亚”、“季”3个人的所有备案材料,直接专线送往北京江青领导的电影审查小组和文化部直属分管部门,等待批示。与此同时,长影厂早已经架好摄影机器,定好方位,一旦北京方面“手谕”下达,将会在第一时间内开动摄影机。    
    李铁军等3人在宿舍里不准单独外出,静等结果。他们3个人在一场“终考”大战偃旗息鼓之后,反倒是更加显得忐忑不安。这时,只听得走廊过道上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厂办公室的来人负责通知李铁军等3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去等候领导的接见。待李铁军走进厂领导办公室后,支部书记艾洪力以郑重其事、语重心长的口吻对李铁军说道:“铁军同志,你是革命的后代,要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要给老一辈革命家争气。”还有一大堆类似这样的话语之后,艾洪力将手里紧捏着的《平原游击队》分镜头本,双手递给了李铁军:“你要勇敢而坚定地接过这副革命的重担,配合导演和摄制组,去圆满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神圣的任务,绝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期待和厚望。铁军啊,你的面前有千万双眼睛在深情地望着你呀!”也许身在当时的环境已经适应和熟悉了这种声音,也许受到现场的特定气氛和现任领导的威严所感染,李铁军大有手接“红宝书”、向党表决心的冲动之感,心中充满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虔诚。    
    自此,浓眉大眼、眉清目秀的“标准”小生李铁军,被正式决定担任新版“双枪李向阳”的角色。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新老“李向阳”同在一起

    长影厂的新版《平原游击队》,根据本厂早在1955年就已经拍摄完成的由邢野、羽山编剧的同一文学剧本,再进行了局部改动而成。游击队与日寇敌后作战的故事,广大观众早已烂熟于心,尤以李向阳和松井一正一反的银幕形象和“鬼子进村”的电影音乐记忆深刻。老版那段由车明作曲的著名的“鬼子进村”的音乐和“双枪李向阳”嘴边上所说的那句经典台词。老版的导演之一苏里退出,而老版的另一个导演武兆堤,则因本人在1964年导演的故事片《英雄儿女》,与其他4部反映在朝作战题材的老影片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20周年之际,得以重新复映,故而保留老版的导演资格,没有被撤换下来,并让他带上一个新的“革命接班人”常甄华。    
    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当时在荒诞岁月里的中国影坛上7部重拍片,江青的主导原则是,原片导演可做适当保留,必要时可增加适当新鲜血液,而对于演员则一定要重新选用新人新面孔,以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界新的革命接班人的后继有人。可是,影片中的反一号——日本鬼子松井的人选却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最终江青在大发雷霆之后,仍是自打耳光地只得被迫启用原片扮演同一角色、并早已尽人皆知的老演员方化,来重新演绎19年后相同的剧中人。这一咄咄怪事同样重复发生在以下众多演员的身上,比如重拍片《渡江侦察记》中由陈述扮演的敌情报处长、《年青的一代》中由达式常扮演的林育生、《青松岭》中由李仁堂扮演的张万山、刘小媚扮演的秀梅、李树楠扮演的钱广、还有《战洪图》中由鲁速扮演的丁震洪、由周村里扮演的刘大勇、由蔡松龄扮演的李志根、由孙国露扮演的绣华,由孙树林扮演的王茂等都是河北省话剧院演出话剧的“原汁原味”,这在无形之中无论是给创作者本人、还是广大观众,都人为地造成了一种嘲弄讽刺的意味。    
    1974年7月1日,重拍片《平原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53周年的这一天隆重开机,负责该片拍摄的是摄影师顾笑言,由于影片中诸多战斗场面的镜头拍摄难度很大,再加上许许多多不懂艺术但又要“瞎掺和”的局外人俨然以政治挂帅、严把政治关自居,所以,拍摄工作虽说进展顺利,但相当缓慢,前后共花费了三个整月的时间。其中,作为初上银幕就独挑“大梁”的李铁军,为了镜头前娴熟的骑马、跳马动作,从一开始进组,就开始玩命的练习,也不知从马上摔下了多少次,几经回合,终于马到成功。在剧组,饰演日本鬼子松井的方化,很有表演经验,但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的“高大全”,反派角色的“小而黑”却只能是被作为反面来衬托,这与19年前的同一剧情、同一人物的处理大相径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作为吉林省人大代表的方化的思想,是“‘左’的可笑,‘右’的可怕”,为了能够广泛征集民众意见,他竟然思想单纯地“越过雷区”,独出心裁、另辟蹊径地到监狱里去,走访征求被剥夺普通公民行使投票权利的服役刑事犯人的意见,故在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所以,当年的政治阴影,至今在时隔多年后阴魂不散,他对于角色的独到见地,自然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处发挥,他在剧组里经常自我检讨,与银幕上已经被转化为“小丑”般面目狰狞的松井,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拍摄当中,剧组对于李铁军的表演存有争议,认为他外型太帅,扮相太嫩,书生气太浓,缺乏质朴的本质特征,不适合扮演“工农兵”形象,但是,导演武兆堤却坚持使用李铁军,并态度肯定地说道:“光找李向阳的演员就找了2年,如果再这样折腾,那这出戏要拍到什么时候?”老版的“李向阳”郭振清更是当起了“幕后英雄”,整天在摄制组里手把手地教着李铁军一招一式,时年48岁的郭振清比23岁的李铁军整整要大25岁,一老一小两代人共同演绎出非常岁月当中银幕之外真挚友情的佳话。像剧组的其他老演员孙敖、任伟民、崔超明等对李铁军这个影坛“新兵”给予无私的帮助,尽管他们在镜头前与李铁军形成正面交锋的“敌对关系”,但在银幕下却真正体现出“老帮少”的师生之情,这些都使得李铁军的“新版”李向阳能够在银幕上得以站立起来,而给广大观众留存一定的记忆。    
    影片的外景拍摄,转战河北石家庄郊区的获鹿县、保定、正定地区、河南的新乡百泉县、林县、辉县、河南与山西交界地、辽宁的锦州兴城以及吉林长春的郊外,共横跨5个省市地区。1974年10月初封镜,然后进行后期制作,全片完成后迅速把标准样片空运北京送审,全面审查通过后,年底加班加点赶制拷贝,1975年春节,正式在全国公开放映了。


第四部分:影坛憾事:名角未完成的影片一瞥出力不讨好的重拍片

    江青对于自己苦心经营的从“八个样板戏”、“六京两舞”,扩展到故事片、特别是“重点工程”的7部之多的“重拍片”领域的功勋卓著而自鸣得意,所以,她要不遗余力地把这一“累累战果”扩大延伸到海外,并提出具体意见,希望摄制组重新集合起来,再接再厉,按照符合境外市场的发行模式,符合国际不同国家观众的观赏习惯,再进行必要的镜头补拍和剪辑组合。    
    于是,已经解散的摄制组被重新招拢在一起,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意外的事故接踵而来。一天,剧组要到长春郊外去拍外景,当时,李铁军和摄影师顾笑言、演员任伟民等人乘上拉道具的罗马尼亚生产的“科尔巴千”大卡车,李铁军等到众人都上车后,坐在车子的最后面。孰料,司机开惯了这辆以往拉砖头的“老爷车”,刚一开出大门,司机在拐弯打方向盘的时候,由于用力太猛,大卡车一下子撞到了街道旁的“芙蓉树”上,接着,车身重重地刮到一个粗大的树枝上,受其惯力,反弹的枝干一下子横打到坐在卡车前面的顾笑言和任伟民的头上,顾笑言受伤最重,当即被送往医院,被确诊为脑震荡,急需住院治疗。而在车尾的李铁军则避开飞来的灾祸,毫发未损,实属万幸。    
    在摄影师受伤住院、补拍镜头眼看就要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厂领导赶紧下令,连夜把正在农村下放劳动改造的王启民叫上来,临危受命的“王大摄影”在厂里可谓大名鼎鼎,早在日寇统治的“满映”时期,就开始从事电影摄影,解放后,长影厂的许多脍炙人口的重头大戏《甲午风云》、《兵临城下》等均由王启民掌镜。他诚惶诚恐地报到之后,首先补拍了开场时李向阳跃马腾飞的三个特写镜头。随后,王启民又依据自己多年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在同一剧情没有改动的情况之下,认为不符合要求的画面,与导演商榷后,精益求精地重新进行了“大手术”,把补拍其他大量的镜头,再与本已完成并公映的版本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待再次上映之时,许多观众竟没有看出来,真是巧夺天工。就这样,补戏折腾了整整半年多时间,远比正常拍摄的时间拉长了一倍多。    
    1974年,为了重点突击重拍片《平原游击队》,当年的长影厂仅仅上了两部新片,另一部是低成本制作的儿童题材的故事片《向阳院的故事》。这真是一种巧合,《平原游击队》中男主角的大名,和另一部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丝毫没有关联的儿童片的片名,都有最为突出的“向阳”两字,倒是本年度投拍的两部影片的一大亮点。    
    1976年,长影厂又拍摄了反映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空军指战员对敌作战的故事片《长空雄鹰》,由李铁军担纲主演。本来,担任《金光大道》导演的林农要从好友武兆堤手里,借用李铁军来扮演男主角高大泉,还特意挖空心思地又到全国去寻找与李铁军的长相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演员,来扮演高大泉的弟弟高二林。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奇迹出现了,最后,在武汉话剧院果真找到了与李铁军相貌长得非常相像的青年演员苗壮,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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