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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练好演讲，马英九除了参加所有的演讲活动，更主要是买了一些介绍演讲的书回来拜读，从那些书中介绍所知，演讲除了声音方面的技巧之外，还要注意形体语言，也就是说，当你站在演讲台上时，身体的站姿，手上的动作，眼睛的眨动，所有一切肢体动作，都可能影响演讲的质量。有时候他也模仿名人的演讲，不但模仿声音，连语调、语气、语速，肢体语言、目光语言等等都模仿，直到惟妙惟肖令人称奇。
马英九还背诵了大量的课文，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有的是因为老师要求必须背诵，而不得不背，以完成老师交给的学习任务；也有的是为了记忆下某个名诗、名句，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文学素养。这种训练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培养记忆能力，二是培养口头表达能力。
记忆是练口才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没有好的记忆力，要想培养出口才是不可能的。只有大脑中充分地积累了知识，才可能张口即出，滔滔不绝。如果大脑中是一片空白，那么再伶牙俐齿，也无济无事。记忆与口才一样，它并不是一种天赋的才能，后天的锻炼对它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背”正是对这种能力的培养。“诵”是对表达能力的一种训练。
马英九常常找来一些自己喜欢的演讲辞或散文等，进行分析、理解，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激发自己的感情。对所选的演讲辞、散文、诗歌等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比如找出重音、划分停顿等，进一步领会作品的格调、节奏，准确把握作品，然后在背熟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大声朗诵，并随时注意发声的正确与否，做到口齿伶俐，语音准确，吐字清晰，而且要带有一定的感情。
有时候，为了正音他也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对门有个白粉墙，白粉墙上画凤凰。先画一只黄凤凰，后画一只红凤凰。红凤凰看黄凤凰，黄凰看红凤凰。红凤凰，黄凤凰，两只都像活凤凰。”“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谁说四十是十四，就罚谁四十，谁说十四是四十，就罚谁十四。”“有一个喇嘛，手里提着一只蛤蟆；有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要拿蛤蟆换哑巴腰里别着喇叭，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肯拿喇嘛手里提着的蛤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扔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一蛤蟆，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也回敬了手里提着蛤蟆的喇嘛一喇叭。”“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短扁担比长扁担短。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长扁担加短扁担就是一条半扁担。”这些绕口令有些他现在都还能背出来。马英九说，经常读、背“绕口令”，在口才训练中既有趣，又有效，对纠正发音、锻炼舌肌十分有益，可以使人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快速流畅、连成一气。
练就口才的一个要诀就是，放慢你说话的速度。因为话一说快，常常就不经大脑，脱口而出，容易失言。另一方面，话说得太快，对方根本来不及听清楚，这就失去了语言沟通的目的。因此，马英九在说话时，要求自己说得慢，但是说得完整，说得清楚。有些辅助工具是很有效果的。马英九会利用录音机，录下自己说话的声音，重复再听，好检视说话的速度。
马英九还在自己的卧室里安了一面大镜子。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他在镜子面前练习演讲，看看自己的视觉接触效果，看看有没有让听众分心的不良举动，看看音量、音高、说话速度、停顿和嗓音变化方面的情况，找出演讲过程中的毛病，看看自己的演讲在听众面前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同学见了，便损他，说马英九，你虽然确实长得帅，但也不应该臭美到这种程度吧。照镜子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照这么大的镜子？男人喜欢照镜子的，我们见过，真没见你这样的。
马英九大叫冤枉。他照镜子，并不是希望保持外貌的阳光或者孤芳自赏，而是为了练演讲。
只要有时间，他就站在镜子前，自己既是演讲者，又是听众，同时还是评委，是指导老师。日后，马英九成了政治明星，成了大众情人，与当年他对着镜子苦练演讲，大概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直到现在，马英九还会特意对着镜子说话，不是要看自己长得帅不帅，而是要正视自己说话的神态。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说话时的样子，你可能脸会歪一边，或是脸颊肌肉会抽动。马英九表示，面对镜子说话，可以纠正一些不自觉的毛病和问题。马英九在政大教学生做英文辩论，常常使用这一招，效果很不错。
同窗眼中的马英九香港亚太台商联合总会总会长潘汉唐先生，是马英九大学以及硕士研究生时代的校友。他是在 1968 年夏天，到成功岭 8个星期，接受新兵集训时认识马英九的。谈起与马英九同学的那一段经历，潘汉唐先生说：“那时觉得他表现很好，在毕业礼授枪仪式上，被选为学生兵代表，向蒋经国敬礼。我们在 1968 年入台大，他读法律系，我读商学系。1974年服完兵役后到 NYU（纽约大学）留学，他到法律学院，我读 MBA（工商管理硕士），我毕业后到华尔街工作，他则到哈佛念博士。我们是老同学了，也认识马英九家人，到现在也有跟马英九联络。记得他在 1981 年回台，1982年做蒋经国英文翻译时，我们也到过总统府探望他。他的妈妈脾气温和，马英九这方面较像妈妈，他们的字体也相像呢。他妈妈写柳体，马英九的字体也像柳体的。”
他说，当年马英九是学生代表联合会（代联会，即学生会）的秘书长，会长是胡定吾，马英九的职位是胡定吾邀请和委任的。他曾跟马英九在辩论队合作，他俩与赵少康一起，作为台大辩论队代表，参加全台湾大专辩论赛。那时他就觉得马英九口才不错，风度蛮好，他们一队赢了，马英九个人也得到辩论奖项。不过，那年代学生很少和老师接触，看不到马英九和老师有什么特别深的交往。
读大学时，同学为了预备考试当律师或法官，大家也很少来往，马英九和潘汉唐先生打算到外国读书，算是少数，因此也较熟稔。他说：“马英九也有温和的一面，我跟他读高中时，我较反叛，偷偷读共产主义的书，我相信马英九是知道的，好象也传阅过，不见得敢赞成我，但他肯定没告发我。我也没见过他跟同学吵架，即便是在被我们这些反叛学生”围剿“的时候。后来他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因为捍卫国民党意识形态，还成为‘反共爱国联盟’的干将，有不少人怀疑他是‘职业学生’（为国民党特务系统服务的学生），我不认为是这样。以我跟他交往的经验，他对自己人格的期许，还不至于做这样的事情。”
潘汉唐先生甚至认为，虽然当年自由主义在校园兴起，但马英九却不是思想型的人，也没受自由主义和李敖的思想影响，即使后来到了美国，也没有受外面的思潮影响。反而马英九在哈佛念博士时，编写给留学生看的国民党通讯，名为《波士顿通讯》，还试过为此与左派笔战。
潘汉唐先生感觉马英九自期甚高，应属国民党体制内的“青年才俊”。他说，当时的学运以及思潮“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主要是反思国民党的威权体制，故马英九很难正面受其影响。但毕竟身历其境，间接的潜移默化不可能没有。虽然他跟马英九不同系，但因为共同参与学校活动，有一定了解。马英九那时的名气很大，知名度很高，已经崭露头角，想做大事的人，不想行差踏错，对钱和女人的事情，很慎重很小心。即使是公事出差，拿回来的交通罚单，也由自己付钱。他一直是这样，不要公家好处。他不会因私人关系而照顾，基本上用人也秉公办理，跟同学保持距离。
潘汉唐先生认为，马英九非常注意个人操守，行事谨慎，一路走来，始终如一。2005年他积极主动参选党主席，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使命，国民党年底才有希望整合成功， 2008 年才有希望竞选“总统”，在特定的时空，他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他现在 55 岁，如果能当“总统”，那时便 58岁，他所受的训练，不比同龄的美国政客官员差。他进入官场时，职位一开始就很高，他的履历也很完整，自然他的思想会较理想化。
旅美著名律师卢正邦，和马英九既是建中十九班的同学，也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同学。他们 1950 年同年在香港出生，又先后在 1岁和 10 岁的时候随家人移居台湾。求学时代的马英九，一直信服和维护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而卢正邦曾经是著名的政治异见学生，在 1973 年“台大哲学系事件”中曾经拘留问话 7天。他在学生时代偷偷阅读马克思以及左翼思想家的著作，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家里书桌上悬挂马克思头像，并把自己的英文名字取成 KARL 沿用至今。他和马英九似乎从来就在相反的道路上，无法同意对方大部分的观点。按道理，他们应该形同水火。但就是这样两个人，做了 6年同窗好友，直到在美国，马英九为了父亲的期许和自己的“大志”，去读了法理学方向的法学博士（S。J。D ）；卢正邦去读了以当律师为出路的法律博士（J。D ）。卢正邦在美国做了 26 年律师之后，近年回到香港工作，卢正邦回忆起马英九时说：我念建国中学时已认识他了，那是 1967 年初，马英九转来文科班，我们做了同班同学。后来我们一同进入台大法律系。马英九给我最早印象是觉得他长相不错，整整齐齐的，言谈之间一看便知道“忠党爱国”，不反叛，既幽默又客气。我到现在也未见过他大声说话。
卢正邦发觉马英九的父亲相当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