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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会断绝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如此一来，台湾的外交空间，就会变得更加狭小，而且，当时仍然由台湾代表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席位显然会受到巨大威胁。身在海外的“台独”分子，便利用这种微妙的国际形势，大造反国民党言论，极立宣扬“台独”。国民党也希望利用海外留学生进行一些宣传，这些留学生便面临多面作战，他们既要反美，同时还要不能惹翻美国政府，他们要立场鲜明地反“台独”，又要始终如一地反中共。面对四面楚歌，而台湾岛内的支持又极其有限，这一帮留学生处于何种尴尬的境地，便可想而知。
中国曾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说法，甚至把“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的一大幸事。按照这个说法，海外华人应该团结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海外华人由于各自的背景和政治立场不同，被分成了几个阵营，各自攻讦，口诛笔伐。每一位海外游子，因此所受到的心理压力，绝对是在国内的许多倍。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能够有一个和自己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一件何其珍贵的事。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马英九和周美青，建立了一种广泛的友谊，感情也日渐加深。
恰在此时，马英九生了一场病。这场病来得很突然，而且，也可以说很严重。有关资料并没有说明马英九生的是什么病，估计是重感冒一类。感冒是一种常见病，调理并不困难。可是，感冒对于一个人情感的挑战，却是非常突出的，任何人，一旦发着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病床上，那时便会凸现所有的性格弱点，便会极端的无助和孤独，思乡思亲之情，也会异乎寻常的强烈。
曾有许多名人谈到自己的这类感受，他们躺在病床上，心中所想的，往往是自己小时候，在父母身边，遇到发烧感冒，父亲或者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细心的呵护。如今，独自一人躺在异乡，父母还以为他生活得很好，丝毫不清楚他一个人在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周美青出现在马英九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给他端茶送药，问寒问暖，那时，他心中所感受的温暖和浓情，绝非其它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马英九在心中暗暗拿定主意，要用一辈子来回报她对自己的这份情。一世的姻缘，就这么定了。
马英九的四个姐妹，全都是北一女的毕业生。周美青毕业于北一女，这自然是与马家的一份渊源。此后，周美青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学习，而马英九的前两任女友，又都是这所学校的，这被马英九认定是一种宿命。
餐厅端盘子的妻子1977年 8月 20 日，马英九和周美青在台湾举行婚礼。
对于马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日子。33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 1944年 8月 20 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和母亲秦厚修在重庆举行婚礼，那是一场典型的战地婚礼，当时正处于抗战末期，山城重庆，常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空袭警报一旦响起，所有人便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往防空洞里钻，有些人就死在向防空洞奔跑的途中。在这种背景下举行婚礼，确实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些好运。
马英九特别选择这个日子完婚，一方面，显示了他对父母的感恩，另一方面，也与马家当时的实际情形有关。他和周美青都在美国读书，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繁重的学生工作，不是假期，很难抽出时间返回台湾。而马英九的姐姐、妹妹们，大多也在美国工作或者学习，不利用假期，同样没有时间。
台湾有媒体说，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对这个儿媳的满意度并不高。根本原因在于周美青特立独行，凡事自有主张，甚至在许多方面，能够左右马英九的思想。这似乎对于父权形成了挑战。长期以来，马英九都是以乖宝宝的面目出现在父母面前，对于父亲的决定，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基本没有打折扣的时候。可自从和周美青恋爱，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去了美国之后，他似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能和父亲保持一致，甚至和父亲站在了完全对立的立场。党工出身的马鹤凌，便将这笔账算到了周美青的头上，认为是她带坏了儿子。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马英九毕竟长大了，又在美国接受了很多自由主义思想，何况站在台湾之外看台湾，在同美国政府、“台独”分子以及亲共派人士的广泛战斗中看台湾，对于台湾国民党内部所存在的种种腐败以及独裁实质，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思想认识上，产生一次质的飞跃，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没有周美青出现，这种认识的提高，也是迟早的事。而且马英九本来就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怎么可能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当然，周美青在性格上和马英九形成互补，在事业上成为伙伴，其影响不可忽视，也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地说，周美青是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好妻子。马英九成为台湾政坛惟一的特例，与周美青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台湾的每一次选举中，夫人均成为候选人手中一张极其重要的牌，有些人甚至当成王牌来打。比如陈水扁，与国民党斗争的时候，妻子发生车祸重伤而导致下肢瘫痪。这确实是一件悲剧，可是，历次竞选中，陈水扁都会推着轮椅出场，一方面显示几十年来，他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是一种美德，另一方面，也借以声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张牌，陈水扁打得极其高明，为他赢得了不少选票。
马英九则不同，他每一次参加选举，周美青都只是一个幕后人物，除了为他准备各种资料，帮他润色演讲稿之外，她几乎不走到前台，只是在选举的最后时期，比如投票或者选举获胜需要出面答谢的时候，她才会出面。所以，在台湾政坛，不仅仅马英九是一种“不沾锅”形象，他的妻子周美青，同样是“不沾锅”，甚至比丈夫更加的“不沾”。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都不知道周美青是什么模样。
这次结婚时，马英九的岳父送给他一件当时还算是极其贵重的礼物：一只手表。直到今天，马英九手上戴的，还是这只手表，一戴就是几十年。以他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别说换一只手表，就算是换十只百只都可以。可他仍然戴着这只旧手表，这决不仅仅因为这只手表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也不仅仅因为他念旧，这只手表，很能体现马英九的为人和观念。
婚礼结束，夫妻俩蜜月没有度完，便双双回到美国。此时，他们已经拿到了纽约大学的硕士学位，而马英九还获得了更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这个时期，可算是马英九一生中经济最困窘的时期。攻读硕士学位，他拿的是中山奖学金。但这笔奖学金仅仅只能满足两年的学习时间，两年之后，奖学金已经用完，再深造就只能自己掏钱了。已经 27 岁并且已经成家立室的马英九，不可能也不好意思再向父母伸手，就算父母资助学费，生活费他们也得自己解决。
周美青的能力和聪明不在马英九之下，而且在他们这个小家庭中，她显然处于主导地位，她完全可以和马英九一起继续深造。但是，在当时那种经济环境下，他们最多只能供一个人上学，而另一个人不得不放弃学业为生活而奔波。在这个时刻，周美青作出了让马英九感激一生的决定：自己去打工赚钱，供丈夫继续读书。
美国是一个极其注重培养人才的国家，硕士学位在那里并不属于高学历，何况一个外国人，在当地举目无亲，又处于中美关系的微妙阶段，周美青要在短时间内在美国找到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美青每天出去，到处打听，结果都是空手而回。偏偏这时小家庭又需要金钱来运转，他们没有资本可以等待。
好在周美青从小便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适应能力之强，超乎马英九的意料之外。为了能够让丈夫没有任何负担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之中，她竟然不顾身份，降格以求，主动找到一间中餐厅端盘子。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学历的即低档又辛苦的工作。
倒不是说这是一份怎样有失身份的工作，而是这份工作的辛苦，投入和得到的不成比例，尤其是自尊心常常受到挑战等，让马英九想起来，便痛心不已。有几次，马英九对妻子说：“我们的日子，也不是完全过不下去。这份工作，你先不要做了，等找到更好的工作再说吧。”可周美青却有自己的想法，苦和累，她并不怕，此时无论付出多少，她也不会觉得心理不平衡。她说，她惟一的期望，就是夫妻二人能够一条心，共同奋斗，渡过难关之后，为自己的未来打下基础。见妻子说得如此有理如此透彻，马英九便也只好由她了。
在哈佛，他们住的是学校安排的经济公寓，这种公寓是哈佛专为那些已婚学生准备的，叫 HoldenGreen，这是一种两层的老式公寓，前面有一个天井，天井中有一块草坪，草坪修剪得很好。马英九根据中国人的习惯，为这个公寓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挹翠轩”。
这类公寓不像普通的学生公寓那样会准备一些生活用具。已婚学生公寓，里面完全是空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需要学生自己解决。马英九也曾想，自己勒紧裤带，要尽可能给妻子一个稍稍好一点的生活环境。可是，周美青自有主张，她是一家之主，经济权掌握在她的手中，那点有限的钱，她绝对不同意丈夫乱花，哪怕是花在这个家里或者花在她的身上，都不行。
据马英九的同学回忆，他们结婚后，并没有渡蜜月。一般来说，美国人结婚，通常都会驾车在美国各地进行一番旅行，一些台湾来的留学生也受了影响，不少人会这么“蜜月”一次。马英九和周美青没有“蜜月”的原因，他们的同学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