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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互相联系，在拉萨，这个人我们俩都信得过。”
“格拉夏。”摄政王说。
“是的，”福尔摩斯说，“就是格拉夏。”
福尔摩斯停下来点燃烟斗。
“故事太吸引人了，福尔摩斯。”
“的确是，华生，还有一些事我应该告诉你。威廉·曼宁爵士和珀玛公主离开了西藏，现在一起住在伦敦。我还看见过他们。不幸的是，多吉洛夫的同伙拉斯特科夫跑了，让我懊恼的是，以后我还得对付他。我自己又在拉萨呆了两年，不但将一些罪犯绳之以法，而且协助维持我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的微妙关系。两年后，我离开西藏，继续我的东方之旅，最后还是回家来了。在我旅程的最后阶段，我得知，新的大喇嘛执政不久摄政王就去世了，这让我非常难过。”
“关于麦克罗夫特自己的生活，您知道多少，福尔摩斯？一个英国人是怎么变成一个西藏摄政王的？”
福尔摩斯走到书桌边，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份旧手稿。
“亲爱的华生，这是我临走前麦克罗夫特给我的，是他在西藏生活的自述。也许你会感兴趣。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英国人。直到我出发前，他才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作为一篇说明性的后记，还是很有价值的。你会发现我们两人的回忆有一些不同。不要试图化解这些矛盾，因为我们俩的意图本不相同。”
说着，福尔摩斯笑了笑，我知道，他总是认为我只需要写出最基本的要点，能说清楚观察和推理的原则就行了。我也朝他笑了笑，但什么也没说，开始读起手中那本薄薄的册子来。
那是一本古老的印度笔记本，后来我得知这种本子产自印度中部省份的印多，在孟买可以买到。纸页是亮黄色的，平滑柔和，封面则用一块绯红色的布做成。本子上系着一根白色的带子。我解开带子，翻开书，开始阅读。字迹优雅，但已经过时了，而且写字的手颤抖摇晃。全文如下：
葛通次仁的日记
本人，葛通次仁，西藏摄政王，今年八十五岁，在此简要记下我一生的经历，也许有人会感兴趣。我把这份记录托付给我的朋友霍华德·西格森，从此以后，这本日记就属于他了。我死以后，他有权以任何形式出版，只要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无害。
我这一辈子很长，虽然我不是出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但我却在此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多年以来，我极少有机会听到或说到英语，所以要我用英语写作，我觉得很有难度，拿笔的手也颤抖起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已经老了，还因为用英语我思维缓慢，搜索枯肠才能从恍惚的记忆中找出需要的词汇。
我生于１８１０年，是家里的独子。我父亲名为威廉·麦克罗夫特，他是康沃尔郡的一名水手，娶了一个叫简的女人，也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本是堂兄妹，但容貌并不太像。我对母亲的记忆很少，因为她生下我后不久就去世了。我出生时，父亲只有二十一岁，他们没有别的孩子，就把我托付给他的堂姐，也就是我母亲的姐姐、我的姨妈。她和丈夫及家人住在伦敦，房子不大。他们对我关怀备至，我也爱我的姨妈和姨父，把他们当成亲生父母。
从姨妈那里，我对我的母亲有了一点了解。据说，她长得很美，高个子，橄榄色的皮肤，长长的黑发，通常用一根发带系在脑后，有时也披散着。他们说我长得很像我母亲。姨妈记得我刚出生时，满头黑发，就跟我妈妈一样。说到我们的家史，姨妈说，我的曾祖父叫欧甘奇古克·布兰德福特，有美洲印第安人血统，他和一个威廉·布兰德福特的人一起来到英格兰，那人是马萨诸塞湾公司里一个管理普利茅斯侨民的人。欧甘奇古克姓了布兰德福特的姓，并留在了英格兰。我母亲的深色皮肤就源自欧甘奇古克，她又遗传给了我。至于欧甘奇古克，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儿子，殖民者称呼那个酋长为菲力普王，但是他的族人都叫他梅塔科梅特，玛沙索爱特之子。家里人推测，麦克罗夫特这个名字就是来自梅塔科梅特。
五岁前，我很少看见我的父亲，因为他总是出海。丧妻之痛似乎从未平息过，他后来向我袒露心迹，母亲的死让他不断地四处漂泊。只要顺路，他就会来看我，我热情地期待着他的到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长时间在城里逛悠，我走累了的时候，他就背着我走。
我八岁的一天，父亲对我说，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出海。他向我姨妈保证说好好照顾我，然后就带着我上路了，我们坐上一艘大型护卫舰驶向了美国。因此，年幼的我踏上了前往新世界的征程。对于那次航程，我只记得刚出发不久我就病了。一连好几天，我们遇上狂风巨浪，我的病也一直没有减轻。
当我们到达北美大陆时，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云开日现，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阳光。船停靠在波士顿，第二天我们上岸了。三个星期后，我们再次扬帆远航，南下去了纽约，于是，我父亲决定留在纽约不再回英格兰。不过，刚过了几个月的定居生活，我父亲那不安宁的本性又躁动起来，他决定去美国别的地方寻找发财之路。我们向西行进，一路上经过了宾西法尼亚、俄亥俄以及伊利诺斯，越过墨西哥边境，最后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海岸。在那儿，我父亲转行当了农场工人，给一个富裕的绅士照看家畜。但只干了一年，我父亲对大海的向往便让他无法继续下去。就这样，我们在美国呆了大约四年，父亲带上我又出海了。这次，我们穿越太平洋，途中在日本的三维治岛稍作停留，然后到达了中国北部沿海一带。最后，我们从香港去了澳门、新加坡，在新加坡，父亲找到一份船上的工作，回到了英格兰。
这时，我已经十二岁了，我父亲三十三。我们亲密无间，就像是两兄弟，形影不离。但是，父亲决定送我去上学，所以他想把我再次托付给我的姨妈，让她给我请一位老师，但是我不想让他离开我。这样，他跟我一起住了一年，我学了英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有数学。
那一年里，我父亲结识了一个波斯商人，他在里海沿岸做生意。他叫巴扎米先生。他看中了我父亲丰富的经验和强壮的体魄，雇我父亲作他在伦敦的永久代理商，这个职位收入颇丰。不过，必须先在波斯大布里士的公司办公室工作一年。考虑到路途艰辛，父亲不愿带我同往，但我坚持要跟他一起去。我们坐船到君士坦丁堡，上岸后继续前行，越过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边境，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巴扎米先生差不多把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我们住进一栋带走廊的大平房，阳光普照，房间非常舒适。外面还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什么都不缺。他还为我请了一位当地的老师，很快，我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波斯话了。
第四部分拉萨特使（8）
一年后，巴扎米先生并没有让我父亲回伦敦供职，而是问他是否愿意去孟买工作。我父亲并不愿意，但是想到巴扎米先生给我们的关怀和机会，他还是同意了。几个星期后，我们结束了在波斯恬静安宁的生活，出发前往印度。三个星期后，我们到达印度。巴扎米先生已经吩咐过他的代理人，因此我们受到了很好的迎接和款待。
我们到达印度后不久，我的生活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开始了我持续至今的奇特经历。我父亲的工作之一就是和北方，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商人，建立联系。因此，有一天，我们从旁遮普登上一列拥挤的火车，去了婆塘科特，开始了前往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长途跋涉。路上，我们遭到了一帮歹徒的袭击，我父亲被杀死，我也受了重伤。我只记得有人从背后给了我一记闷棍，我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我们被一群回家途中的克什米尔商人发现，他们救了我的命，并把我父亲的遗体送到斯利那加，安葬在一处英国人墓地里。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把我带回家，在他家人的精心照顾下，我最终痊愈了，但是，至少有一个月，我得了严重的健忘症。当我完全康复以后，那些商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父亲的死让我悲痛欲绝。他们说，袭击我们的是凡娄克一伙人，他是克什米尔一带最残忍的强盗，人人谈之色变。
我发誓要替父报仇。父仇一天未报，我就一天不得休息。为了找到那伙盗贼，我留在了克什米尔。我已经十四岁了，身体结实，而且还会长得更加强壮。我把发生的一切变故都告诉了巴扎米先生。他极力想说服我回到波斯。但在我坚拒之下，他大发慈悲之心，把我父亲的抚恤金作为一件慷慨的礼物给了我，并转帐到印度的一家银行，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笔钱找到那伙强盗。
凡娄克一伙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以至于公司委托一支特遣部队来到克什米尔逮捕他们，于是，凡娄克一伙很快就放弃了克什米尔。他们躲进山里，音信全无。我呆在克什米尔等他们的消息，但他们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特遣部队留了下来，看起来真是震慑住了凡娄克一伙，他们几乎再也没出来作过案。
我等了将近一年，然后决定跟着我的克什米尔朋友们去拉萨。现在，除了波斯话，我还会说一点克什米尔话，这样旅行起来不会太惹人注意。从斯利那加出发，旅行线路是大家已经走惯的那条，所以我们没遇上什么麻烦就到了拉萨。我很快就熟悉了西藏人和这个地方。我常常离开拉萨去比较偏远的地方旅行，在安多和康巴跟牦牛和牧羊人呆上几个星期。当我们的商队要返回时，我决定留下来。跟我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