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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否成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是针对学习而言的，因而必须从学习的层面对教育的宗旨、手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看不懂的经济学
■ 沈良庆
一
无论是西方世界历史，还是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追求现代化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启示，都表明现代化和发展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
韦伯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在发生学意义上把它和新教伦理联系起来，从而将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和非原生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要“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需要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但是，“胜利后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它的支撑，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国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能够通过向胜利后的资本主义学习完成现代化和发展任务。《儒教和道教》则强调：“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同时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可谓一体两面，共同说明了现代化和发展的殊途同归，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韦伯中国命题的不足之处，是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评论他的著作：“批评中国旧社会教条森严无法活用的地方，通常一针见血。”“很适合用为评议文艺和美术的根据，而用以解释人类的某种经济行为如资本主义者，则不免流于用抽象的论断来衡量具体的事物，当中的联系，只在或有或无之间，读者纵无从驳斥其非，却也很难完全相信。”认为：“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韦伯的理论有倒因为果之嫌。”例如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法治，就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罗马法根源和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市的现实需要，英国则表现为近代实现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对接；民主制则应追溯到古希腊，将这些都归功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难免“张冠李戴”之讥。尽管如此，韦伯的假说仍有深刻、独到之处。至少，他正确地阐明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代化组织和运动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同时，属于不同文明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可以也必将“学会”资本主义。
法国年鉴学派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只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主张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强调事件之间的联系，把它们作为动态有机整体来认识，拓宽了历史视野，遍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集大成者布罗代尔不仅通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机盎然和激情荡漾的地中海及其沿岸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还将前人的“地理经济”概念演绎为丰富多彩的“经济世界”画卷。他通过对充满歧义甚至带有贬义的“资本主义”概念进行爬梳，说明这是一个含糊不清且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不规范名词，只因最严谨的批评者也提不出更妥贴的字眼来代替它，才得以继续使用。布氏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文明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冲击作用，指出：“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他本身就是国家。”透过同在地中海沿岸从事商贸活动的属于阿拉伯文明的马格里布商人和属于西方文明的威尼斯商人在商战中的此消彼长，不难看出依赖家族血缘关系提供信用和依赖法治提供信用对自由贸易的不同影响。此种方法，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化和发展的路径颇有帮助。但是，由于年鉴学派偏重于史实的再现和史料的罗列，布氏又局限于“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虽则卷帙浩繁、资料宏富，要害处却语焉不详，未能对自己发现的有关资本主义原则加以明确表述，并与史实和史料融会贯通，失之于笼统的“出现‘历史性的’新页。”招致黄仁宇批评该书：“丛碎杂芜，莫衷一是，可以供闲暇时翻阅，却难能在研究资本主义时提出指南。”他和韦伯正好相反，分别失于复杂化和简单化。
黄仁宇在《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自述从小历史方面积结且受到康德影响，得以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其系列论著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和运动，首先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1、私人贷款的金融方式；2、经理人超越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3、技术支持因素的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保险业务等，扩大企业活动范围）；该条件全靠信用，信用则需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上述三大条件“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及雇佣关系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在此大前提下，再“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换言之：
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的局面，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他的这种“大”历史观虽说带有历史目的论色彩，倒是面面俱到，基本上讲清了形成资本主义诸要素。
厉以宁的新著《资本主义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将韦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具有“独特性”和后发国家或地区能够“学会”资本主义的假说与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融为一体，吸收国内外学界（包括黄仁宇）关于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观点，“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模式”。该书内容提要说：
新的研究方法是：把封建社会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把封建社会中的异己力量分为体制内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把资本主义分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并以此对资本主义起源作出解释。新的理论模式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是刚性体制，在这种刚性体制下出现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和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从而导致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西欧的资本主义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都属于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范畴。
以研究西方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经济史见长的厉以宁，虽然摆脱了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所谓“萌芽”情结，运用大量具体材料对原生型和非原生型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马克垚序言）但是，由于规范理论的基本架构先天不足，“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的比较落不到实处，无异拉郎配，再宏大的体系也难免牛头马面。透过提要这段令人头晕目眩的“方法”和“模式”绕口令所看到的“新”，不过是只蹦出“萌芽”说牢笼，却飞不出“封建”论藩篱的独脚鸡。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萌芽”说，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史学界钦定经典，学者们满腔热情为之作注，以致成为“情结”。黄仁宇系列论著中对此有很好的批评，姑置不论。中国“封建”论源自二十世纪上半叶食洋不化的社会史观派边缘学者。对于“封建”论问题，我认为中国数千年历史封建说，乃二三十年代一班挟唯物史观自重的学者从马克思等人那里生吞活剥套用的观念；马克思本人，亦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称东方社会；此问题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书中多有辨别，尤请参见收在后书中的《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一文，该文认为，欧洲之feudal system是西欧历史上罗马帝国中央集权和蛮族征服后部落习惯两者混合之产物，译成“封建制度”已属勉强，套用到中国历史中，更加牛头不对马嘴。考诸中国历史，仅指称商周一段，还差强人意。春秋时孔丘要托古改制，已感叹“礼崩乐坏”。顾炎武《亭林文集》亦日：“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秦以后更是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即封诸侯王，亦非主流；西汉势力强大的诸侯王，无分异姓、同姓，均遭翦除；后世的王们，所谓封地，不过收税以为俸禄，既无行政、司法权，又无强大的私人武装，以及再封权，甚至没有平民的行动自由，动辄获咎；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即有辽王因与权臣张居正构隙而被废为庶人的详细描写；哪来的“封建”。即欧洲之feudal system，今日亦颇有非难，尤其面临具有解构特性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冲击。1974年，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布朗在《一种建构的专制：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一文中即号召人们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