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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评价他一生的工作，他在杂文和文史研究方面的劳绩。我只是把他的一生看作寻求真理的一生，他的笔墨记录了他对真理的探索。
真理，曾经是一个被自诩为真理占有者们搞得混乱不堪的话题，可谓：真理，真理，多少假理和歪理假汝之名以行！苏联时期有个《真理报》，打的还不就是真理的幌子！“真理”一词在俄文中是“IIPABдA”，又作“实话”解，可见不说实话，哪来真理？
有一位写杂文的朋友侯志川，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某些威权人士曾是所谓“句句是真理”，从而“一句顶一万句”，慨叹杂文作者是“一万句顶一句”。我以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借重于权力，借重于权力的未必就是真理，时过境迁，才见真伪。普通人，普通作者的话，自然也不会“句句是真理”，且因为人微言轻，说话没分量，有时披肝沥胆的话，说一千道一万也不能引起广泛注意，如春风之过马耳，是颇令人寒心的；但且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还套用一句经典作家的话，听音乐需要有“音乐的耳朵”，然则听真理也需要有“真理的耳朵”；只要你讲的是真理，不愁遇不到“真理的耳朵”。
那“文革”中碰不得的名言，所谓“一句顶一万句”，意思自然在吹捧威权人物的“句句是真理”，但它顶得的“一万句”是指谁的？似乎交代不清。如果说顶得那同一个威权人物的“一万句”吧，好像说把雄文多卷压缩到万分之一的篇幅就够了，虽也符合吹拍者提倡“语录”体的韬略，但这不分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说不过去。那末，就是说，他那“一句”的真理性，顶得一般人——普通人口头或笔下的“一万句”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一万句里有没有真理？有几句？如果有一到两句，不是就足与那“一句”相抗衡？如果必须一万句加在一起才构成真理，真理岂是靠“码字”搭积木堆成，或流几个钟头的口水淌成？如果“一万句”里既不含有一句两句真理，也不因积少成多变成真理，那“一句顶一万句”的“一句”，顶得的不过是一万句的废话、空话、套话，这“一句”又可贵在哪里，而且，它还算得上真理么？
“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论，其实逻辑不通，缠夹不清，只是从来没人跟它认真讨论过，它也是不许讨论的，因此才得统治中国达七八年甚至流毒更久。
牧惠以大半生寻求真理，寻到了吗？我想，在他的四十几本书里，自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可以看到他寻求真理的足迹；而且他确实宣扬了真理，自然也不能说全是他头一个发现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他最先说出来的吧。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问在牧惠的书中有多少“句”真理，这提问虽然极不科学，却不妨作个算术游戏：他的四十多本著作，以每本平均二十万字计，除去述而不作的部分和编选重出的部分，可得六七百万字；不知当年说“一句顶一万句”时是以一个逗号算一句还是一个句号算一句，我们姑且从严，一个句号算一句，平均每五十字一个句号，则总计也有十多万句，如果他也能“句句是真理”，一生讲了十多万句真理，那当然好；即使按“一万句顶一句”的比例算，毕生著作中有十几句堪称真理，只要不跟自己讲的别的话相抵消，也就足以令人欣慰；何况如牧惠其人，一是一，二是二，于他讲的“十几句真理”之外，那十几万句，总不会都是歪理谬说，或什么也不是的淡话吧。这样说来，作为真理追求者的牧惠，似亦可以无憾矣。
痛感有憾的是我们读者，亲朋故旧。在我，得一牧惠式的兄长，是十几年来一幸事。然而，他实际上年纪并不算大，现在平均年龄普遍提升，比起八九十岁的健者，他还不过是七十六龄方入老境不久的人，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新作，想跟他商榷也无从听到回响了。
相见恨晚，相别恨早：这个世界充满了遗憾，这也是遗憾之一吧。
芳草留人意不闲
舒 展
凡是听到牧惠去世的消息的朋友，几乎都觉得突然——不可思议。在七十这个年龄段的诸多朋友中，他身体是最棒的。每天爬景山，每周必游泳，一次八百米。去欧洲旅游，拎包就走。牧惠文章的产量最高，敏感度最强。有的朋友说：“我们阅读牧惠文章的速度赶不上他写作的速度。”他埋头作善事，从不张扬。他发现推荐奖掖的中青年作者之多，他主编的丛书系列（不是挂名）之多，他出席的学术讨论会之多，他打抱不平管的“闲事”之多……在当代作家和编辑家中，实属罕见。屈原把贤才、美德和勇气比之为芳草（《离骚》）。我倒觉得，以芳草比喻喜爱牧惠文章，热爱牧惠为人的读者、中青年作者和与之交往数十年的朋友，更为合适。鲁迅、白居易把后来人比作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杂文，必将犹如野草漫漫，产生数不尽的牧惠。
牧惠是个大忙人，是个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的大好人，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同时，他也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朋友们无人不知此公是个美食家。每有聚会，谁点菜呀？必定公推老牧。不论是体质还是心态，我们都觉得牧惠后半辈子准是个寿星老；同辈人中，他像一头壮牛耕耘着，咱们恐怕谁也活不过他。
老牧一见糟烂的木乃伊穿着华服招摇过市时，他会像孩子一样大叫：“看呀，他光着屁股呢！”一见某“大腕”变着法儿地为秦始皇招魂，他会拍案而起，怒斥：“出卖灵魂的宋江！”老牧对吃运动饭的“永不忏悔”的无耻之徒，向来横眉冷对。好心的友人也劝他，“干吗呀牧惠，霸王、陆谦和牛二这类人渣儿，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况又你是惹不起的，老兄这把年纪，还想当‘愤怒的青年’？”所以老友廖冰兄以诗奉劝，让他搂着点儿。但是，分寸掌握到火候处，也难！人无正义感不成其为人。不过，我也觉得老年人气性太大肝火太旺，也非养身上策。钢铁尚又有个疲劳度呢，何况人乎？弦儿绷的太紧，这老神经血管有如过期的塑料，是会崩折的呀。
牧惠在杂文创作领域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我觉得严秀有句切中肯綮的评语：“牧惠文章是我师”（《20世纪中国杂文史》第26章第2节第863页，福建教育1997年版）！牧公的《歪批水浒》、《金瓶风月话》、《闲侃聊斋》、《西厢六论》……等著作，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很难成书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没有牧惠为她辨认、修订、整理和出版，这座文化史上的丰碑是难以面世的。大陆的读者最早认识柏杨，是从他的杂文精选本《西窗随笔》（群言版）开始的。那是牧惠从数百万字柏杨文集中挑选出版的。1988年柏杨来京，牧惠和严秀应邀与会，他们一见如故。事后寄来几十本他的杂文集，包括《丑陋的中国人》。于是那场精彩热闹的大争论——围绕着在大陆该不该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版）而展开。你想批柏杨？鞭长莫及够不着呀。只好拿编者出气，于是劈头盖脑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冲着严秀、牧惠和弘征滚滚而来。帽子工厂又开张了！有位次权威说道：“哪家书店卖柏杨的这本书，我就关他的门！”赢到另一位更高的权威说话了：“柏杨这本书，我看还不错嘛”，牧惠们才得以松绑。读者如有兴趣，可找《丑陋的风波》一书（1989年中国华侨版）看看。不忘这段文坛趣闻，也算以史为鉴吧。
牧惠为自已的书房取名“且闲斋”。可惜他不由自主，身不由己，鲠骨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来，牧惠几乎没有休闲过一个完整的日子。欧阳修诗云：“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老牧何尝不想适意自闲？可是你太认真了！你真是一头死命拉套的倔犟的壮牛啊！眼里揉不得沙子。尽管满山遍野的芳草——读者和朋友们想留住你，奈何留你不住啊！也好，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你是没有愧色的。现在你总算可变不闲为自闲了。安息吧，亲爱的老牧。
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蓝英年
6月9日下午三点，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愁，电脑出了问题，不知找谁解决。电话铃响了，是舒展兄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一位经常住院的老先生病情恶化了。但舒展兄接着说：“牧惠昨天去世了！”我听了极为震惊，万万没想到牧惠兄突然离开了我们。三天前，我还同他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进会场前，我看见一个人快步往前走，从走路姿势上认出是牧惠，便跑了几步赶上他。开会时他坐在我斜对面，发了言，声音洪亮，义愤填膺。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什么时候结识牧惠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总有十几年了。结识的原因我倒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为《读书》和《博览群书》两个杂志写专栏，揭示苏联作家的命运。他看了这些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我马上说，我去看他。他表示欢迎，告诉我他住在沙滩大院。我到他家时，他已经泡好茶等我。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我说在人民大学。他说他年轻时喜欢苏联文学，可我写的事他闻所未闻。鼓励我多写，并向我推荐广东两家杂志，叫我给它们写稿，告诉我稿件寄给谁。我当时为两家杂志写专栏，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写，有负他的厚望。我告辞时，他拿出四本签过名的书赠送给我。
牧惠兄对苏联文学、政治极感兴趣，所以很注意我的文章。他不仅在几篇文章提到我，还为《随笔》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文章，标题就叫《蓝英年》，对我鼓励。他自己也写评论苏联体制的文章，有两篇写好后寄给我，叫我“斧正”。他大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