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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广告，宣传过了头，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我是一个不大相信广告宣传的人，如果说，以往只是一种直觉，缺乏亲身的体验，那么现在倒增加了一点切身的体验。老实说，我很不愿意介入这次“规范”冠名问题的争论，但《新京报》记者3月9日或lO日的一个电话，却使我不得不介入。我跟媒体没有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不知道现在的报纸发表人家的署名文章竟然如此随便，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和审阅，就强行发表以本人署名的《“规范”不是错误》的文章，实出意料。这种做法我自然要表明我的态度，去函反对报刊不经本人审阅就发表署名文章的做法，并更正有些与事实不符的话语。此文现已在全国多处转载，为纠正一些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我已在《语言文字应用》座谈会的发言稿中做了更正性的声明。现在再利用这个机会，照录如下，以正视听。
3月9日或10日，《新京报》记者打电话给我，征询我的意见。11日，该报以“徐通锵”署名发表了《“规范”不是错误》的文章。该文大致上反映了我的意见，但由于编辑部事前没有让我审阅原稿，因而文中有两处错误，不得不在这里声明更正。1、1994年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当为1998年……；2、“词典编写者不仅都是国内最权威的一些语言学家……”。“最权威”三字不是我的用语，原话当为“受过专业训练的退休语言学家”，是记者整理电话访问稿时弄错了我的意思，即使我再没有水平，也不致会讲出这种违背常识的话。看到报纸后我即去信《新京报》更正；如果由此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本人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最后，再说一句话，辞书是否“规范”或“标准”，应让市场去检验。
词书出版与宣传炒作
李水根
出版社宣传自己出版的书是正常的事，不过，精神产品毕竟不同于物质产品，作为工具书的语文词典又不同于畅销小说之类书籍，以规范为己任、尤其是名称也打出“规范”旗号的词典尤其不同于一般的词典。出版这样的词典不能只考虑市场，而要把质量和社会效应放在首位，宣传这样的词典尤其要考虑这种宣传的社会效应。假如真是以规范为使命的词典，那推向市场本身就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事。在没有经过专家和读者的广泛检验之前，是难以充分保证词典的质量的。在这种情况下不顾词典的质量、以赢利为唯一目的而使用一切手段来推销词典，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把一本错误率远远超过规定限度的词典套上“规范”之名，向读者大力宣传推销，还把宣传的目标直接锁定面向亿万中小学生的语文教学界，其产生的负面效果是决不可低估的。为了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广大的汉语使用者、尤其是为了尚缺乏辨别能力的亿万中小学生，甚至就为了汉语的规范化本身，我们都不能对这种有强烈负面作用的炒作等闲视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现代汉语词典》是如何出版的。这本词典肩负汉语规范化的历史使命、由集中了最强阵容的主编和编辑队伍参加编撰。虽然出版之初还不是市场经济时代，但主编和出版社对词典出版本身的严肃谨慎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1956年受国务院之命开始编写，到1978年底正式出版，已经经历了整整22年。在这22年中，《现代汉语词典》先在1960年印“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修改后的“试用本”，1973年在强烈的社会需求下再次印出“试用本”，继续征求意见，同时1973年起又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直到1977年完成修订工作。为什么这么一本有高质量队伍编写的高质量词典在二十多年时间里要一次次印上“试印本”、“试用本”的字样才出书呢？就是要告诉读者，尽管这是为词汇规范化为主要目的而编写的词典，但它作为新生事物仍可能是不成熟的，不希望读者以教徒手捧圣经般的心态来看待这本辞书，而是希望读者谨慎地使用，并注意在使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帮助改进词典。这是一种真学者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种对社会、对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一贯的精神下，《现代汉语词典》才能越编越好、越修越好。
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本词典刚出第一版，而且是一家以外语为本业的非中文专业出版社第一次推出的上规模汉语辞书，其质量远未得到广泛的检验，就在一种史无前例的炒作气氛中面世。不但首发式就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以前的汉语辞书似只有王同亿的曾在人民大会堂开过发布会），而且充满夸张的广告和宣传在大量媒体暴现，宣传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百位大师铸就词典大树”、“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规范词典”、“因其规范而填补了国内词典领域空白，建立了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还有明显含有虚假信息的“吕先生绝笔之作”之类，甚至出现了已经作古的吕叔湘先生在沈阳的书店里宣传此书的虚假报道。编撰出版方更出动宣讲团奔赴多个省市，以探讨规范化为名召集大量语文界人士尤其是语文教学界骨干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宣传，会议的内容就是将规范化和《规范词典》捆绑，以造成规范化就离不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宣传效应。据编辑出版方自己介绍，这本词典的宣传费用就花了500万人民币之巨（见《南方周末》2004年4月7日的报道），不知是否创下了中国词典宣传之最。
根据现在已经了解的实际情况，这本词典错误非常多，初步的抽查已显示其硬性差错率至少数倍于优质辞书万分之一差错的限度，还不包括很多学术上可以商榷质疑的处理。对于以“规范”为名的辞书，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通过超常的炒作力度让广大中小学生拿这种质量的词典奉为至高的标准，这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在已经发现这么多问题和错误的情况下，出版社愿不愿意再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去纠正错误、消除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炒作留下的遗患却要由无辜的炒作受众和祖国的语言文字来承担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把词典对社会的承诺放在脑后，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来炒作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辞书，还会留下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就是它可能会让职业操守差的人觉得有空子可钻，词典编撰出版可以不必太在意质量问题，只要找到卖点、只要花巨款炒作，就能占领市场。如果这样的炒作成功了，那么我们就得有思想准备，明天也许还有出版社推出更低质量的辞书，但只要拿得出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宣传费，就可以把宣讲团不但派到省级、还进一步派到地市级、县级，甚至直接进校门，用人民币堆出一本本低质劣质辞书的畅销之路。因此，我们要对这种宣传炒作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用学术和良知来维护辞书的尊严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尊严。而《现代汉语词典》出版过程中的严谨作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是辞书编撰出版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写词书要尊重语言实践
李 恭
开“两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有一栏目叫“马斌读两会”，每天都播，看到此，我突然产生了好奇心，想知道“读两会”的“读”是什么意思，词书是怎么解释的，于是翻阅最近刚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那书里给“读”列了四个解释，但哪一个也跟“读两会”的“读”对不上号，无法解释这个“读”的意思。词典不解决问题，我只好去请教搞新闻的同志，记者朋友告诉我，这个“读”意思并不深奥，就是分析、理解的意思。听了之后，感到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马斌读两会”是什么意思。我想记者朋友不是编词典的专家，但他们是语言实践者，他们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对语言中新词、新义、新用法也是最敏感的。“读”不是新词，但“读两会”这种用法，意义却是新的。《规范词典》只是沿用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四项解释，对这个新的语言现象并未给予关注，因此虽然是后出的新词书，并没有在词典中给“读”字增加新的解释。这对号称“收当代新词语、新义项逾4000条”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说，当然是个缺憾。其实“读”的新义、新用法，并不是2004年才有的。这几年“读”的新用法一直十分活跃，意义也十分丰富，并不限于上面说的“分析理解”。例如报上有“重读马克思”、“重读鲁迅”一类说法，也不是“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书”、“重新阅读鲁迅的书”之义，而是重新研究、重新认识的意思。《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重读吴作人速写》，副题是“参观《梦归海上——吴作人艺术回顾展》断想”。速写是画，是形象的艺术品，不是文字，也用了“读”字，可见这里我们不能再把“读速写”理解为“看着文字并理解其意义”了。去年12月，台湾歌手蔡琴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随后《北京晚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你千遍》，副题是“12月12日拥坐工体听蔡琴”。听蔡琴唱歌也用“读”，真让人一时难以琢磨“读”的含义了。看来，对于“读”这个词的新义、新用法，确实要好好搜集一下资料，深入进行分析、综合进行研究工作，这是词典学家们的任务，义不容辞。一部词典要编出新意，反映现代汉语新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