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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票叩紹enno C
Smidt校长面前，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次日上午10时，Smidt校长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我再次对他荣任耶鲁大学第二十位校长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他个人赠送了礼物。接着，他说：“我个人十分感谢你们不远万里前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这是来自一个东方古老文明大国的祝贺，是来自远方姊妹学校的祝贺。我个人十分珍惜这份情谊。
当我上任以后，一定要把发展同武汉大学的交流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推动我们两校之间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最后，我以学校的名义，正式邀请Smidt校长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我校，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耶鲁大学访问期间，由于是参加新校长的就职典礼，所以对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颇感兴趣。据介绍，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是十分有趣的，既是十分民主又是很复杂的过程。一般来说，美国的大学校长特别是著名大学校长，都是政界、实业界的社会名流，他们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并不具体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美国大学校长大多都是职业性的，没有固定任期的限制，如果自己不提出辞职或教授会不提出罢免的话，那么这个校长就可以一直当下去。例如，哈佛大学艾略特校长任职长达40年，另一位校长柯南特也任职20年，匹兹堡大学校长普斯法任职25年。这种做法与中国规定大学校长任期和看重学者型的校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兴许这正是美国各大学得以保持连续性和办出特色的重要原因。
美国大学推选校长的权力是大学里的教授会，但最后的审定权在校董会。一旦学校校长提出辞呈或出现空缺，那么校董会和学校教授会的任何人，均可从校内外甚至国外推荐校长的候选人。学校教授会需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通过投票的方式，选出5个候选人。然后，这5个候选人带着他们的夫人，在学校居住一周左右的时间。期间，他们要广泛地接受学校教授的质询，表明自己治校的方略。在此基础上，教授会再次投票选出2至3名候选人，最后报校董会审定并任命。这个过程虽然颇费时日，但它却是民主机制最完好的体现。大学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集中了文化和科学界的精英，由他们来选举校长，这是办好大学的重要保证。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由治学的人来选定治校的人，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第九章 山外青山楼外楼哈佛大学的印象
哈佛大学是世界闻名的一所大学，在长达350年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她独特的办学风格，她已成为一切立志成才的学子们心中的学术圣殿。我亦是带着这种心情，利用参加耶鲁大学新校长就职典礼之机，顺道访问这所名校，一睹她的风貌。
我们对哈佛大学的访问，是一次纯私人性的，只想自由地参观一下校园和设置，感受一下哈佛的人文精神，因此事前并没有与校方联系。但是，校方通过学校的礼宾部，还是知道了我的到来，特派校董、著名的经济学家洛索夫斯基出面接待了我们。他代表校长向我们表示欢迎，介绍了哈佛大学的概况，并说：“很乐意回答你们的任何提问。”于是，我问道：“校董先生，我们都知道哈佛大学是世界公认的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如果你能介绍一下她的成功的最主要经验，我们将不胜感激。”
他十分谦虚而又颇为幽默地说：“哦，这可不是很容易回答的，不少人也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可以说哈佛大学有今日的成绩这完全是历史的积累，因为科学发明是积前人之成，在哈佛的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都为哈佛大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他还介绍说，从教育规律来说，影响哈佛大学发展的有三个因素：第一，教师的素质对于办好大学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普遍流行一句名言：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大学（Good faculties；and good university）。因此，挖人、选聘好的教授、评定终身教授是教师管理的重要内容。哈佛大学面向全世界选聘教授，并要求选聘的教授的学术水平在世界的同行中是前三名的，有这样的教授，就不愁没有处于领先地位的研究成果。第二，充足的教育经费是办好学校的重要物质基础。哈佛大学经费充足，除每年开支以外，在银行还有60多亿美元的存款。每个教授的科研经费都是有保证的，只要他们需要的话，总是可以获得足够的研究经费的资助。第三，崇尚学术自由的精神。他说：“在哈佛大学最高的宗旨就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就是学术探讨的自由。研究人员的这种探究精神，是学术界和世界上的无价之宝，必须努力培养和保护对知识追求的精神。”
洛索夫斯基先生在介绍中，虽然只字没有使用“哈佛经验”几个字，但是透过他的谈话，我还是悟出了哈佛大学的成功之道。我心想，虽然在哈佛大学只有半天的时间，但却不虚此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应我的要求，主人又派向导陪我们参观了著名的哈佛大学图书馆、肯尼迪行政学院、燕京研究所和燕京图书馆，最后浏览了哈佛大学的美丽的校园。虽然在哈佛大学参观的时间很短暂，但是无论是她的丰富内涵或是外部景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顺访哈佛大学的另一目的，是想看望在坎布里奇这座美丽东部学术重镇学习的来自武汉大学的学生们。是日晚，我们应邀到吕哲（物理系毕业生）和刘宗持（生物系毕业生）夫妇家里做客，他们用自己烹饪的丰盛的中餐招待了我们。大约晚上9时，十多位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等校学习的留学生，先后来到吕哲的家中。在异国他乡，师生和校友们见面，自是十分高兴，气氛十分热烈而欢快。对于这一批学生，我都是很熟悉的，他们要么是经过我批准出国的，有的甚至是我亲自给他们写的推荐信。例如，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学习的邹恒甫，原是我校经济系77级毕业生，在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教育部公派赴美留学生，他同时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教育部外事局留学生处却批准要邹恒甫去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因为该校学费每年5000美元，而哈佛大学当年学费标准是每年1。5万美元。当时，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早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吴纪先教授找到我，他说：“邹恒甫是我系自解放后30年中最优秀的一个毕业生，他应当去哈佛大学深造，否则他的才华将被埋没，希望你到教育部斡旋一下。”我也是十分爱才的，无疑是希望我的学生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带着学校的报告到教育部去汇报，希望改派邹恒甫到哈佛大学学习。外事局李处长对我说：“你们的要求并不为过，但是目前国家外汇短缺，如果去哈佛大学，其学费相当于其他大学3个人的学费，这就是在选名校与多派出国留学生上存在的矛盾。”李处长十分为难，没有成全我们要求。但是，我仍没有死心，凭着与蒋南翔部长的良好个人关系，冒昧地找到他。好在他没有让我失望，他爽快地在我们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二字。就这样，邹恒甫当年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为他的成才创造了条件。
由于有这一段曲折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他时，我们的兴奋之情是难于言表的。
当晚的聚会，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钟。在座谈中，留学生们希望多了解一些母校的情况和国内经济状况，而我则希望多了解他们的留学生活，特别是以他们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中美两国教育制度的对比，以便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我们的谈话，就是在这种互问互答的双向交流中进行的，谈到兴奋时，不断地爆发出欢声笑语。当时，他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国家对出国留学生的政策是否改变了？对在国外滞留的留学生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为什么要限制留学生的配偶出国探亲或陪读？等等。
为什么留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反应如此敏感呢？原来，在头一年教育部派出了一个留学生工作考察小组，在美国进行考察，做说服留学生学成回国的工作。在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是否回国作了民意测验。据说，有90％以上的留学生不愿意回国，或暂时不准备回国。考察组回国后，把这个民意测验向主管部门作了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于是，围绕着留学生派遣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中国优秀人才流失了，应当马上控制派出留学生；还有人说，派出的留学生受西方国家思想影响太深，不愿回国就是不爱自己的祖国。针对这种情况，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出了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权威到欧美各国做巡回演说，对到期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不再换发护照，限制留学生配偶出国探亲，要求有关学校派人到国外动员本校的留学生回国等等。
我对参加座谈会的学生说：其实，对待留学生的派遣与回归的认识，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我本人就持不同的观点。《人民日报》记者曾就这个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其主要观点在该报上作过报道。我认为，根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我国对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仅不应当收，而还应当进一步地放开，其道理很简单，利用外国的导师、奖学金和研究条件，培养中国的学生何乐而不为呢？这就好比农民耕种，如果要想多收获，那就应当多播种，你们就犹如播撒在世界各地的种子，在那里生长、开花和结果。至于是否要在毕业以后立即回国，这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如专业对口、科研经费、科研条件、出成果的周期和物质待遇等。我们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计较一时之先后，如果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学成回国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