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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1日，吕梁还把记者约到家里忆苦思甜，痛斥朱焕良不讲道德，而自己是受害的善庄。吕梁当过记者，知道如何让舆论为自己的事业锦上添花。及至后来吕梁在公安人员眼皮子底下不辞而别，吕梁还最后利用了记者——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叠记者名单，害得一拨拨公安人员东跑西颠，想从记者这里找到吕梁的行踪。这如何找得到？末了吕梁的手下被顶了案。 吕梁之所以如此坦然地跳出来，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所为是违法犯罪。中科创业以及它的前身公司的上市重组腾挪发展不都是经过批准的嘛，自己组织资金的行为遍及大江南北，不都是在当局的明察之下的嘛。现代科技现代金融工具如此发达，想搞地下工作哪那么容易？ 当然，在股市里造假是有的，还挺吓人，比如大庆联谊的上市。1996年下半年，大庆市体改委向黑龙江省体改委请示成立联谊公司，将请示时间倒签为1993年9月20日，提前3年。黑龙江省体改委配合到位，把批复时间也提前了3年。接下来还有一连串的配合，大庆市工商局发营业执照，黑龙江省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上报材料，哈尔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财务报告，万邦律师事务所制造法律文件，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操作，等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哪有办不成的事？ 股市里造假确实不少，但比起其他行业的造假，并不就更招人恨。小煤窑一出事就几十上百地死人，一抓一准，肯定手续不全，肯定有假。可以肯定，这些小煤窑背后都有官方的支持和保护，但在股市里，哪一个上市公司没有官方支持和保护？大庆联谊，动用了一市甚至一省之力鼎力相助，比起小煤窑，股市中人背景当深厚得多，当踏实得多，吕梁当自豪得多。 9月9日，红高粱非法集资案审结。乔赢看麦当劳肯德基在中国大赚其钱而不忿，于是搞起红高粱快餐连锁店与之争锋。心是好的，但邀资入股，以25％的利率集资2000万，这就非法了，于是被判刑4年。 说起非法集资，一是沈太福长城案，涉资10亿元，二是无锡邓斌案，涉资32亿元，这两位都被判死刑，并扯出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高官。 虽然吕梁涉资54亿元，但他一定不认为自己在犯罪，所以敢在股市里趟，敢在媒体上嚷嚷。如果吕没有跑掉，被判有罪，吕也不会死，5年出来后又是一条好汉。新《刑法》第182条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 吕梁是不会以非法集资罪被问罪的，他可以在股市上合法地集资并操纵，但与非法集资有一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有招资的诱饵：红高粱是品牌和连锁店，沈太福是高效节能电机，邓斌是医疗物品（包括避孕套），吕梁的明乐燕园公司是苜蓿——尽管事后查明吕梁并没有生产过一根这种植物。 三国时东吴的孙权（字仲谋），人长得漂亮，浓眉大眼，于是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说。如今该有另一句话了，“为盗要学吕建新”。 吕梁是乐了一回，可股民呢？财经评论家黄湘源说，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的审判，在我国证券司法实践上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其进步意义由于在法律定位上对维护投资者个人利益的失落而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黄湘源说，由于民事赔偿的立法和执法未能及时跟进，导致投资者不能依赖法律有效阻退庄家操纵市场行为的威慑力来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同时在法律对庄家操纵股价行为进行事后追究的情况下，由于法律仅仅着眼于追究庄家行为对危及证券市场秩序需要承担的责任，依然不能泽及受到庄家损害的无辜投资者。 黄湘源说，按照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目前只受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民事侵权案，对股价操纵和内幕交易类证券民事案的受理，投资者们还要耐心等待。由于法院在受理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件的同时，未受理这个案子中受害者的民事诉讼，使受害者不能在该案股价操纵者受到刑事惩罚的同时获得部分或者全部的赔偿，这不仅不利于提高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同时，也难以体现法律对投资者个人利益的保护作用。 损失是免不了的，牺牲是免不了的，震荡是免不了的。
2002大盘点第123节 中经开赌命倒地
2002大盘点第124节 钟健民爆仓绝命
2002年 钟健民爆仓绝命 《21世纪经济报道》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5月27日夜晚，在浙江省嵊州市仙岩镇一个山坳里，钟健民用剧毒农药给自己38岁的人生划上了句号。 钟健民是浙江省嵊州市一所中学化学实验室教师。其另一个身份，用杭州一证券业人士的话说，是“一个小型私募基金管理者”。最高峰时，股市中供钟操纵的资金超过一亿元，在家乡绍兴股民中有“财神”之称。 10多年前，钟健民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在嵊州一中学任教。他不是一个安分的老师，真正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很少，经常琢磨着怎能赚大钱。进校任教2年后，开始前往广东等地做生意，办实体。1990年，钟健民迷上炒股，当年他跟着朋友去深圳买了2000股原始股，净赚5万元。 钟健民被绍兴许多股民尊为“财神”，始于1999年底。那年，他在绍兴一证券公司营业部开了一个大户室。财神钟健民当时日进斗金。1999年12月到绍兴炒股时，他自带资金600万元，加上朋友们帮他筹借的900万元，手头资金总共也就1500万元。而2000年5月，1500万元变成了4000万元，净赚2500万元。 2000年6月，钟离开绍兴前往杭州，普遍的说法是因为“跟着他做的人太多了，他买什么，股民跟着买什么，他在绍兴已经做不下去了”。钟去杭州后，绍兴的股民朋友出于对他的迷信，也拼凑巨额资金，随他在杭州同一证券公司开户炒股。 不料，此番迁移再无归途。 导致钟健民倒下的直接原因，是一笔来自柯桥镇一私营业主2000万元的融资款。2000年6月，当钟决定赴杭州发展时，为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在中间人介绍下，接受了这笔2000万元的借款。 2002年5月下旬，股市重新回落到两年前“5．19”行情时的点数附近，但转战杭州已整整两年的钟健民却再也回不去了，5月21日，钟终于“爆仓”，这不仅意味着他自己不名分文，而且欠下了众多不知情的股民的巨额债务。 当夜，绍兴股民代表驱车赶赴杭州，而此时，钟健民已两度自杀未遂。钟健民与绍兴的几个委托者彻夜畅谈，直到凌晨，才被不离左右的妻子带走。有许多股民打来电话，责骂并威胁，这样的电话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整夜。有位知情人认为：“正是这样的电话，坚定了钟自杀的念头。” 5月25日，钟随妻子返嵊州。27日晨，钟给有事外出的妻子留言：“我要到杭州一趟，手机没电了，不要给我打电话。”此后钟再未归家。5月30日，钟被发现已死亡，尸体旁满是烟蒂。 中国股民第一个殉难者叫康柏华，上海人。1992年5月12日，康赔了6500元，想不开悬梁自尽。 当然，在股市中赚了大钱的也大有人在。最甚者抽身出国，在太平洋东岸买房置地，换籍换种。也有在股市呼风唤雨末了失手的，如吕梁，但结果是人间蒸发，生死不明。明确的自杀如康柏华、钟健民者，实在令人感叹。人命各有不同。 用友软件的王文京是好命。4月，关于王可分得红利3321万元的议论一浪高过一浪。 华电投资公司首席分析师张卫星日前指出，以用友软件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公司高派现的做法，体现了随着民营企业所有者的到位，使股票市场畸形的贫富分配方式现象骤然放大突出，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我国股票市场一直存在着股权分裂的制度缺陷。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股权分裂的现实，造成流通股投资者在股票发行时只能高价认购。 张卫星说，对于大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因为所有者的缺位，这些公司的老总偏爱送转轻分红。不过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完全不同的是，用友软件等一批由自然人实际控股的上市公司因其所有者到位，所以利润分配的目的非常明确，投资就要回报，而大比例送现金对大股东来说是最实际和最实惠的。 张卫星算了一笔账：用友软件出资8000多万元资产的大股东，一年就分的红利4500万元，不到两年就能收回投资，其市赢率为2；而出资20个亿的流通股股东分得红利1500万元，需要133年才能收回投资，市赢率为133。这种贫富分配方式实在太悬殊。而由于这些公司充分利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这种做法很难说是违规的。 有论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分不分红，分多少红，而在于同为股东，他们手中的股票却是不同价、不同流通因而不同利！或问：当初既然明白不同价、不同流通的前提，为什么股民还要去买那些高溢价的股票呢？原因很简单，股民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投机，说白了就是为了赌博！而这个赌场当初的不成文规矩就是三分之二的股权不流通。难怪当政府企图改变规则把那些不流通的国有股抛向市场变现时，股民的反抗是如此激烈。 评论说：假如当初用友软件上市时就实行全流通，股民还会高价买那些股票吗？肯定不会！在同股同权同利的前提下，凭什么你买一股只需一元钱，而我买一股却要拿出几十元？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友软件的高派现，实际上跟政府以市场价抛售国有股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用友做得更狠：它不用征得市场的同意，就直接把钱给圈走了！用友的做法给了政府一个启示：在畸形的股权结构下，国有股套现其实根本不必经过市场，只要所有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