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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晖（清华大学历史系）：
很惭愧，平原兄虽然是北大的教授，但是对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虽然在清华呆了十几年，四大导师的书也读过几本，但是在各位面前我就不想冒充学术史的权威了。我只想说，我们现在要发扬国学研究院的学术传统，开创清华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然而，学术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见解。我认为所谓学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管是什么学科，主要的要素是两点，一个是实证，一个是逻辑上的自拾。这两个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大师们所坚持的。清华国学院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一方面和清华导师们的国学底子很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我国乾嘉学派的考据学逻辑，以及近代西学的逻辑思辨有很大关系。清华当时也是一个逻辑学重镇，金岳霖等都是大师。我觉得只要有实证基础，后面的推论具有逻辑的严谨性，那么它就是一门学问。
刚才平原兄讲到，两校的学者有不同的选择，有些学者可能走向社会，有些学者守在书斋，这都无所谓价值上的优劣褒贬。只要有实证材料，逻辑上严谨，就有它的学术生命力。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缺陷，恐怕不在于材料不够多，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根据材料推出来的论证在逻辑上很不严谨，甚至完全悖谬。我自己的东西，很多是有感而发，无非是兴趣的来源，是很自然的。有感而发不是学问，重要的是“有据而论”，就是说你不能搞影射史学，不能用价值观先行“创造”事实。有据而论是否也有价值先行的问题？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敢说自己是完全中立的。不过我想，在实证问题上，至少“追求价值中立”是需要的。如果连这种追求都没有，搞所谓的影射史学，那是很成问题的。在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下，只要坚持开放、自由、多元的原则，即使你有你的偏见，我有我的偏见，追求一种“深刻的片面性”或者说是“片面的深刻性”，但只要不是有意识的歪曲事实，就能推动学术的发展。
“中国还得争气才对！”
■ 张国功
近年学界对日记的史料价值日益看重，最典型的表达即如谢泳先生所概括的：“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基于这种认识，大量的日记尤其是近现代人物的日记因此得以顺利发掘、出版，可谓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从当前的情况看，日记出版所需要注意的，不在于“锦上添花”地将已经问世的日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升级”重复出版（除非是补遗），而在于“雪中送炭”地将一些仍受冷落的日记“捡漏”出版，这才是嘉惠士林、功德无量的好事情。近日，在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1946～1948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现代法学家梅汝璈先生的日记，就是这样一册“捡漏”之作。像许多经过后人整理的日记一样，梅氏日记被整理者冠以“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这样一目了然的概括性书名；也像许多历经劫难、难存全璧的日记一样，这本日记只存留有从梅汝璈先生1946年3月20日抵达东京到开庭后的5月13日短短五十多天的文字记录，中间还有数日或残或缺。不能全景式反映东京犬审判这一历史大事件，固然令人备感遗憾，但窥一斑知全豹，作为历史的全息性“切片”，这一文本仍然有着我们无法轻忽的厉史价值。透过这薄薄五万余字的宇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作为一名代表正义与胜利的国家的大法官，一名法律理性与民族情感交织于心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世界欢呼胜利而国事日趋蜩螗这一特殊历史情境中的复杂心情。日记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除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成为“未来的灾祸”的戒惧之心，就是“对于自己国家的不争气最感痛苦”这一时常涌起的喟叹和“中国还得争气才行广的急切吁请。咀嚼前者，其现实意义固然重要；但深入读解后者，亦有着我们今天重读梅汝璈日记时不应忽略的历史理性。
一
在从上海飞赴东京的途中，作为一个胜利国的代表，梅汝璈有着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日记开头就写道：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起身推窗一望，只看见一片蔚蓝天色，衬着一个红亮亮的太阳。二十多天连绵不断的淫雨停了，“这是最近三星期以来未曾有的景象。碧蓝天色日东升，大有仲春气象，和昨日阴雾重重的情景大不相同。事虽出于偶然，它却使我内心中觉着十分愉快，格外兴奋。”他与旅途中邂逅却对他尊敬有加的美国军官麦克乐谈笑风生，而对同机的两个日本人，感觉“表现很卑怯和蔼，很想和我接近的样子”。以胜利者的姿态初次踏上八年来浴血抗战的敌人的本土，感想自然很多。按理，梅汝璈应该有一胜利者的自豪和惬意。确实如此，到达日本的第三天，他甚至抱着一种清闲的心情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安静读书。“今天这样安静的环境，这样清闲的心情，不用说当然是我读书的好机会了。”但当暂时的轻松转瞬即逝后，另一种沉重很快无可抑制地袭上心头。除了审判程序的迟迟不启动让人“闲得有点难受”（原定4月15日提出起诉书，但直到4月26日起诉书千呼万唤始出来，5月3日，也就是距日本投降签字的1945年9月2日已经八个多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开庭了）更为突出的，是身在异国，犹如置身于一组明亮的镜子前，更容易反观出自身的处境与形象，以及由此而生出的对祖国命运的深挚牵挂。为了争取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他“小题大做”地与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老法官威廉·威勃等作斗争，最终赢得了以受降签字先后为序排列法官席次，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的胜利；在对战犯量刑时，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并声明若不严惩战犯惟有蹈海而死。这些浓墨重彩在历史上一向受到后人的铭记与称颂。但一些小事情，却如蚂蚁般不停地啮噬着梅汝璈的心灵。
首先是战事方休的纷纭之中，中国在对日本外交方面的马虎低效与缺乏通盘考虑。这位大法官想写封家信，也没人能带回去。“想到这里，我内心中愤恨而又惭愧。日本被占领已经半年多了，而中国还没有一个正式通信的办法！连在日本的中国官吏家信都无法寄递。这是何等的可憾！”过了几天，正在东京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中央大学校长顾一樵 （顾毓瑰，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搭机回上海，梅打算要请他带一批信到中国去邮发。梅汝璈再次发出类似的感叹：“提起中日通信，也叫人感慨万分。中国人在这里有这许多，日本投降也半年多了，而一个中日通信的正常方法都没有办出来。有的人来了两三个月，连一封家信都常收不到。除了托朋友代投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可靠的方法了。”保侨工作还没有展开，华侨仍有许多不便之处。如果说这还算小事，那么代表中国来日本的政府官员的形象问题，则总算是要紧之事了吧，但似乎也难如人意。朱公亮将军作为中国特派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总代表，也就是中国驻日的最高长官，他抵达日本时，报纸上却一个字的消息也没有。梅汝璈看着报纸，情不自禁地发出“叫人愧愤、愤怒”的感慨：“我们的情报和宣传工作实在办得太差了！昨天在机场迎接的连一个中国新闻记者都没有。又何怪今天外国报纸上一个宇都不提。”再如，日本侵华战争至少有十五年之久，按理说中国可以提出的战犯证据应该是最多的，但恰恰相反，中国所能提出的证据实在太少，翻译更是人手少，很是让梅汝璈的同事向明思（即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的中国检查官向哲浚）痛苦，“牢骚很重”。
惟国家为重，虽生死未惜。身处异国，在胜利审判…的特殊关口，如何利用战胜国的身份与地位，为国家争得应有的荣誉与尊严，是梅汝璈耿耿于怀的。梅汝璈深知，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应有的维护。为此他常常在日记中自我激励，表达自己的责任感：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救千万同胞不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3月29日，在法官下榻的帝国饭店，顾一樵特意买了一把三尺长剑赠予梅汝璈，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梅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一樵正色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闻听此言，梅汝璈激动地说：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惜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虽说如此慷慨激昂，但要真如此顺风顺水谈何容易？！在梅汝璈与同事的交流中，一个经常的话题，就是“对国内的种种紊乱情形都不胜感慨系之”。此类喟叹之声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顾一樵回国的前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