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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和富裕的双重遮蔽，就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社会科学有一句老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经典命题眼下在很多学科似乎正在重新复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任何存在都只能是一种被意识的存在。于是命题就可以改变成一个绕口令似的说法：被意识的存在决定着意识。被意识的贫困，被意识的富裕，常常与真实相去甚远。而且凭借心理/文化信号的传播，两种被意识的存在可以互相激发和互相强化；越怕被别人看作穷人就越要竞富，越看见别人竞富就越觉得自己是穷人。虚拟化的贫困和富裕，就是这样形成了越来越激烈的交叉震荡，最后导向深刻的认知危机。
这些贫困的富人，或者富裕的穷人，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存在”的真实大地？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2）
我一直怀疑，很多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知识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没有挫折、孤独、无聊等等，不，即便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社会不公和人生不幸仍会显露出严酷相。但解决难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难题。很多现代人也许并不缺乏解决难题的本领，倒是可能被层层叠叠紊乱而失真的文化信号，弄得失去了诊断自己和诊断环境的能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痛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迷惘。很多流行歌和流行小说就是这么说的。由此我们可能会想起现代主义讨论中经常要用到的一个词：“焦虑”。“焦虑”与“痛苦”相近，但“痛苦”有所指，“焦虑”却莫名；“痛苦”很具体，“焦虑”却抽象。“痛苦”是一个生活性概念，“焦虑”则是一个生存性概念。如果说“痛苦”就是人的挫折、孤独、无聊等等，那么“焦虑”则是被意识的挫折、被意识的孤独、被意识的无聊等等——而一切意识环节正在被文化潮流前所未有地强度干预和塑造，已经变化万端、飘忽不定、虚实相生以及真伪难辨。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里，它们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文本感染，不过是一些类似小说并发症或者影视后遗症的东西。于是我们还可以说，带有传统意味的“痛苦”只是我们人生的外趋性危机，而“焦虑”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内趋性危机，主要是对危机的认知本身出现了危机。这是第二级危机。
从这危机的危机里突围，当然不是太容易。现代都市里的精神病发生率越来越高，也许只是突围失败的一个草草记录。
作为符号的全球和民族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出产国。可口可乐，万宝路，西点军校，好莱坞电影，因特网，摇滚乐，哈佛学位，读者文摘，美元，波音飞机，NBA，性解放，民主直选，福特基金会，马丁·路德·金和巴顿……当然还有英语，都是名震全球的品牌。美式英语的地位，内含着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它的强势主要来自美国地大物博的资源条件，来自他们开放而富有活力的体制传统，来自那里人才精英的汇集以及创造性的想像和劳动，也来自他们对一个个历史机遇的有效利用。作为一种综合效应，美国本身很快就成了一个最响亮的品牌，成了全球性的“美国梦”。凡是与美国有点瓜葛的东西，比如任何一种在美国生产的商品，甚至任何一种不是在美国生产而仅仅只是可以在美国销售的商品；比如任何一个美国人，甚至不是美国人而仅仅只是去过一趟美国的人，在很多人眼里都值得刮目相看。似乎只要一沾上USA，就有了神奇的附加值。
美国确实是个好东西。这个品牌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可以持有的。有些人跑到美国，心甘情愿地长时期过着比在原住国还要糟糕一些的生活，当然只是了却一个心愿：对美国的持有。
平等、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潮涌和一次次政治革新，使美国早已少了很多野蛮凶悍的痕迹，不再贩运黑奴，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再把舰队派到弱小国家去要求特权甚至发动政变。本世纪的全球性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发达国家大多有了文雅风格和自决权的理念，对待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放弃了明显而直接的殖民统治，解除了历史上诸多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有支配地位，不意味着在外交谈判的席位对等和握手微笑的后面，强国和弱国之间已经完全平等。
我想起了眼下中、小学生中流行的一个“酷”字。这是典型的美国产品，最早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里。COOL，原文为“冷”，引申为“好极了”、“棒极了”。但这个意义经由日本、香港再进入中国大陆后便有了曲变，因为它总是与影视里的冷面小生相联系，结果，潇洒、英俊而且深沉的冷面风格和男子汉阳刚之气就成了它的注解。作为一次成功的文化输出，“酷”的东方之旅似无任何暴力性质，而且在所到之处几乎都激起了愉悦、敬佩乃至甜蜜蜜的爱慕，同市场经济一起成为全球一体化可喜可爱进程的一部分。然而，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就可以发现“酷”牌文化对于强国和弱国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酷仔酷汉们常常穿着牛仔服（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喝威士忌或者白兰地（需要从西方进口），常常英雄虎胆地玩飞车（汽车是美国或日本的最好），常常提着电话机座皮鞋也不脱就跳上了床（电话技术和洁地的吸尘器需要从境外引进），常常在出生入死之时遇到了美丽的碧眼姑娘（要有这样的艳遇就必须带上钱到那里去）……这种文化一般来说也提供了正义或者勇敢的形象，提供了趣味和知识，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示范，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拓开了输出产品和技术的空间，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增加了赢得民心和政治要价的筹码。社会心理开始出现倾斜。新的依附关系，新的权利支配关系，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流播中差不多已经悄然就位。
第二部分贫困与贫困感（3）
进一步说，影视里的“酷”星们很少埋头读书，而这是教育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很少大汗淋淋地打工，而这是经济落后国家最为急需的。他们也没有太多机会遭遇东方式的“走后门”和是非不分的庸众，而这是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现实。他们的文化神话吸引着我们，推动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与接轨，推动了一个个第三世界国家主动或被动的经济改革；但另一方面，它在年轻一代发烧友们那里引起的走火入魔，显然遮蔽了这些国家的某些重要现实，遮蔽了社会机体发育不良的一个个危机前景。当我看到很多无意读书，不会打工的青少年却掀起了挂BP机和喝洋酒的热潮，掀起了考“本”学车的热潮，就不免觉得流行文化的符号剥削与符号压迫有点酷，即残酷——因为这几乎是一种符号致残事故，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可能拥有自己的车，甚至就业都会不够资格；中国的土地和能源状况也永远不可能承受美国式的汽车消费。一本无用的执照本，以资金和人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即使不诱发盗车一类的犯罪念头，也只能成为很多人好歹也“酷”过一回的纪念凭证。
没有人会对这种人格残疾负责。在当今全球性经济和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经济和文化的自由至高无上，如果“酷”一类的文化符号在什么地方产生什么剥削、压迫乃至摧残效应的话，是没有理由要求某某文化制作者来承担责任的——你甚至找不出他们，不知道他们具体是谁。
当然，你可以反抗这种文化入侵，比方说你有可能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态度，对外来文化的霸权扩张给予激烈阻击，就像法国人抵制好莱坞，原教旨主义抵制摇滚。但问题在于，民族主义同样可以是一种文化虚构。冷战结束以后，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降温，这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便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题材，新的文化品牌，成为有些人激情、风头、振振有辞和学科地位的新支点，并且同辛普森案件和瑜珈功一样走上电视的黄金时段。如果政治集团需要的话，完全可以把它用来凝结和巩固自己的利益群体，用来打击或肢解自己的利益对手。事实上，不同大国之间相互“妖魔化”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兴奋，文化分离主义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已经成为热点。由于CBS、BBC一类传媒巨头身后伟大的西方背景，有关分离的符号爆炸当然更多地被输往波黑、车臣以及其他什么地方，而不是在纽约——尽管纽约的民族类别更为多样，族际隔膜的程度也未见得轻微。一种肤色，一种教派，一种语法，一桩常见的刑事案，眼下都成为分离主义的根据。奇怪的是，分离各方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实际上越来越趋同的经济体制、政治理念以及生活方式，还有各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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