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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化”现象，作为刚刚爆炒于电视黄金时段的题材，为什么突然就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视而不见？
要在湖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找出差异，要在纽约人和费城人之间找出冲突，其实也不困难。在一种可疑的夸张之下，这些差异和冲突有朝一日是否也要变成仇恨和战争的合理依据？
一句古老的谚语指出：如果你把什么人当作敌人，这个人就真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可以换成另外一句：如果传媒符号书写出敌人，我们的周围可能就真的有了敌人。敌人的意识完全可以构造出敌人的存在。
“妖魔化”一类的文化制作，当然很难说是出于诸多传媒的刻意阴谋。由某一些制片人、广告人、报纸、多媒体、教授、歌厅、服装师以及街谈巷议所组成的文化工业鱼龙混杂，各怀心思，步调有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它们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共谋的恶意，只有各自寻常的私心。它们一会儿把美妙无比的全球一体化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人类亲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民族国家之间实际上的文化差异和利益冲突；一会儿又以怒火熊熊的民族主义、文化分离主义作为“卖点”，似乎是制造民族敌情的专业户，不惜掩盖人类在今天实际上正在出现的文化融合和利益共同。它们这样做，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别出新招，猎奇哗众，在市场上开发时尚并且争夺收视率一类文化份额。时间长了，它们甚至成了一些平面的技术人、空心人，并无自己的确定立场，陷入各种虚拟现实的符号迷阵之中而无力自拔。
文化已经自由了。自由的文化创造不再面对铁窗和劳改营，承担着人类良知的不定期苏醒，而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也在自由地群雄竞起。文化工业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集团或经济集团的介入，即便在一种较好的情况下，它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立场暧昧的文化，没有立场的文化——如果说还有立场的话，那么立场只有一个：利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一个文本和符号超常生产和存积的“传媒资本主义”时代，它常常是一列制动闸已经失灵的火车，是一头谁也管不住的九头怪兽，从总统到老百姓，包括文化的制作者们本身，很多时候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符号化的巨无霸向前狂奔，不知道它将把我们带去什么地方。
第三部分第二级历史
“酷”在中文中已有了两种含义：以前只是“残酷”、“严酷”的简写，现在又多了一种相悖的解释，即“好极了”、“棒极了”。
有些人正在欢呼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很“酷”的时代，欢呼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代表的现代化大潮正在征服全球，并因此而断言“历史已经终结”（日裔美国学者福山语）。这种说法也许可以成立。因为某种现存知识体系所能感应到和呈现出的“历史”，确实已经到了尽头，已经逼近诸多有缺憾的选择中较少缺憾的一种最终选择。只是放开眼界来看，这并不是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知识的终结。历史还在前行，需要新的知识将其感应和呈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身边，投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现实动静，比方把目光从人的自然性价值需求，转向人们当下更为活跃的心理/文化性价值需求，转向与这种价值需求相伴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对个人行为和民族境遇的深刻影响，就不难发现另一种千头万绪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可以说刚刚开始不久。我们还不太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只能困于眼下的臆测和猜度，但这不能证明它的不存在，只能证明我们还缺乏描述它的语言和逻辑，比如我们熟悉运用的计划/市场、专制/民主、左/右诸多两分理论模式对它已经力所不及。
它依然直面着财产和权利的分配关系，只是这种分配，将以符号化财产和符号化权利的分配为隐形主导。它似乎正在以心理和文化为主题，重构我们的各个生活要件，布设新的利益格局，启动新的冲突和解决过程，向我们洞开一个个更多成果也更多风险和灾难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如果我们的符号书写同样失去了真实和真诚的牵引。
相对于福山的历史而言，它是第二级历史。
我在两种含义上使用这个词：它确实很“酷”。
最初发表于1998年《读书》，后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1）
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份。
那一天下雨，他对巴黎的雨天和林阴道由衷赞美，于是对中国怎么也看不顺眼。他相信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在贩婴杀婴，相信中国的瓜果蔬菜统统污染含毒，相信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和哲学，即使有的话，也只可能是赝品。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厌恶中国，虽然他侨居十载还只能说中文而说不好法语，只能在那里的华人区混生活。
我理解这样的谈话。他必须夸张，必须在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同胞面前夸张，否则他怎么能为他的十年漂泊作出解释？怎么能为他丢弃学业而在异乡的商场里打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对中国的很多事情也很不满意，但不愿意以智商去迁就谣言。我不愿意把谣言当作批评，但也不愿意用同样夸张的手法来为中国争一个体面，以便让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国内的日子变得优越一些、更加顺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给演员加分，把自我价值的暗暗竞胜，延伸成一场关于居住地斤斤计较的评比活动，毕竟没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达并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当白人警官对他结结巴巴的外语勃然大怒的时候，当白人雇主对他的中国文凭不屑一顾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诸多怜悯和惊疑之色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外国居留证，但那一个小本并不能使他的生命从头开始，上面还没来得及烙上他最深度的情感。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里无端吹嘘中国人的气功和美食以及孙子兵法，甚至会在电视机前为五星红旗下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中的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新大陆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音速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的含义，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联系，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还在剧增，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纪。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在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的官员作身份甄别（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守护着更为优势和富强的文化），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又一个劲地时兴着类属的认同，即文化上划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当然不是什么怪念头，不是什么庸人自扰。作为分类学同样的爱好者，中国人也从来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作贬义词，而且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民族主义冲突，更使一些学人在政治降温之后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思想题材，更愿意把一场有关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文化分类目录面前自报出身，并且非此即彼地选择归属和阵营——而这种热闹的重要背景，是美国学者S。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强国纷纷出现排斥和限制外来移民的热浪，包括在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过歧视移民的新法案。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的人大多已经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