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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很怀疑，身边的某些个人主义者可能会高兴的不是地方，会把佩索阿错认为自己的同道。这些人很多时候也在嘲笑改革和革命，否定一切社会运动，但他们与佩索阿相差太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他们的嘲笑是因为那些运动对他们的个人利欲没法满足或者满足不够，而佩索阿的怀疑则是因为那些运动不能或者不足以警戒人们的个人利欲；换一句话说，他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向外贪求，而佩索阿的个人主义（如果这个名词合适的话）则是一种自我承担。
毫无疑问，在佩索阿看来，那些成天眼睛红红觉得天下人都欠了他一笔的人，自己从无快乐而只能对外索取，正是他笔下那种一心“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个人”生命存在的逃避，是对人间邪恶和非义最大“根源”的遮掩，而这一切刚好是诸多宏大叙事和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基础和动力。
道理很简单：自我承担纯属个人事务。而只有对他人争夺和宣战的癖好，才会产生一个人的力不从心之感，一旦付诸行动，才需要联合乃至勾结，才需要组织乃至帮派，才需要权威乃至专制，才需要集体主义的热情动员乃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集体不是个人的对立，而是个人的相加和放大，是个人的必然去向。如果这一过程得不到良知和理性的控制，其中的个人利欲得不到制度化的合理安排和疏导，那么事情的结果就只能是：少数人将以“集体”的名义中饱私囊，并且在一定时候必然大力展开对“个人主义”者的无情剿杀——如果那些人拒绝臣服于这个“集体”的掠夺。
这是一种从劣质个人主义到冒牌集体主义的逻辑过程：对群体运动的这一类嘲笑者，常常向自己的影子作战，他们恰恰是革命和改革潜在的中坚和后备军，是一切冒牌集体主义最可能的教主和信众——如果这些社会变革优先满足他们私利要求的话。
我很遗憾，从佩索阿引出的这个关于私欲的古老话题，关于个人主义也能变质的话题，在当今真是有点不合时宜。佩索阿早就死了，从狄更斯到鲁迅的那些思考也早已烟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逐渐学会了现实的态度，不再苛求社会变革既能纠除制度之弊，还能清除人心之恶。变革就是变革，只能做它能做的事情。变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把大家带入君子国，带入人间天堂。在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经济优先的时代，更多的人愿意把变革看作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看作“一切向钱看”的现实操作。作为相应的知识生产和制度布设，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也一直在悄悄变化，比方“精神”、“灵魂”、“道义”乃至“社会公正”一类过时的词正在很多主流作品中日渐稀少——有些美国学者甚至觉得“精神”这个词如果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旧物，至少也只是浪漫法国人或神秘中国人的文化遗韵，殊为奇怪和可笑。为种种现代变革提供思想资源的科学，不需要这些旧神学的玩意。主宰现代教育和学术的雅皮们是一些领带打得很好的人，薪水很高而且周末旅游很开心的人，夹着精装书兴趣广泛但表情持重而且总是很有分寸的人。他们如果没有受雇于政治或商业机构，便身居于深深的校园，慎谈主义，尤其慎谈涉及精神的主义，只谈问题，特别只谈逻辑和功能的问题，而且总是把问题作实证主义、技术主义以及工具理性的处理。“价值中立”的超然态度成了科学的正统风范，成了主流知识分子的文明标志。在他们的推动之下，不仅精神划入了心理咨询和医学的业务范围，不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技术化和工具化，连文学与艺术也开始时兴“价值退场”的空虚和“感情零度”的冷漠——我们这些作者常常用“无奈”啊“面对现实”啊这些含混的词语，来消解和搅和一切可能的愤怒和热爱、厌恶与追慕、抗拒与妥协。各种文本游戏散发出机械部件的寒光。
也许，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既然科学在人的精神难题方面力不从心，我们就只能在精神问题被悬置起来的前提下来谈一谈为哲学的哲学、为经济的经济、为艺术的艺术、为性的性——何况这些no heart（无心灵）的技术工作也能惠及于人。我们避免了往日理想主义者们可能有的退避（理想破灭时）或者强制（推行理想时）一类的过失，成为一些称职能干的知识职员，至少也可以成为一些潇洒自得的知识玩家。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6）
当然，精神问题还是在被人谈着，只是被另外一些人来谈而已。政客把精神当作效忠的纪律，奸商把精神当作公关的窍门。更重要的是，当科学不能为人们提供理想的时候，邪教就会来提供幻象；当知识分子不能为现实提供诗情的时候，各种江湖骗子就会来提供癫狂。“人民圣殿派”、“奥姆真理教”一类组织乘虚而入，接管了学者和作家们曾经管理着的精神领地，在辽阔的民间开始为精神立法。连中国的气功和商品传销这些日常世俗活动，也在迅速重建道德教条的权威，弥漫出宗教仪规和宗教组织的气息，让人们觉得“文革”式的造神热浪一不小心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当然是一个讽刺：一个科学随着航天飞机君临一切的时代，居然也成为了各种迷信“大师”和“圣父”来启导人生的时代，成了他们生逢其时大显身手的年月。
我无意于苛求科学，我们只是想知道，科学在有些人那里是怎样被意识形态化，然后在人文领域怎样逐渐弱化了乃至取消了直指人心的批判。我们只是想知道，这种技术意识形态怎样与江湖骗子们的大举重返民间实现着共谋。
当年的烈士就义正在被众多后人在茶余饭后讪笑，而死者中的他似乎更有可笑的理由。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新派儿子的影响，因为尖锐社会危机的触动，他决意向自己所属的阶级挑战。他把自己的好马、烟土、田地以及所有的家产拿出来分配给穷人，捐赠给革命的军队，成为了自己熟悉的陌生人。但是他得到的回报竟是一些造反的农民把他当作地主，当作革命的对象，给了他一颗子弹。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这样的事故没法完全避免。
正是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使他成了人们的一个禁忌，连亲人都不愿意多谈这件事，而历史更有理由把他忽略。但他临死的遗言中还嘱咐儿子继续站在穷人一边，并且在我的想像中远望河流和山峰，远望秋日里枯黄色草坡上的羊群，流下了一滴清泪。枪声响了，很快就淹没在漫长的寂静之中。他一头栽倒在土坑里的时候，他所热爱着的人们终究没来帮上他多少忙，而且以后没有人为他树碑、立传、追封或者给予特别的思念，因此他的这一段故事完全成了他个人的事，是完全个人性的选择。他是一个果断消灭自己既得利益的富翁，是一个决然背弃了另一些自我的自我，完全违反着某些社会常理和常规。就像老人能够理解年轻人目无祖制的激进，国学家能够欣赏西学家鸣鼓而攻的智慧，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同情另一个行业的艰辛，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欢呼另一个民族的幸福，他完全摆脱了人在利益格局中的惯性和定势，成了一个带血的异数。他的生和死，证明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自由是对制约的超越，特别是对利益制约的超越，是生物进化过程中高级群类的神圣标志。我经常想起电视片《动物世界》中令人惊心的一幕：一只幼豹闯入了野牛群，咬住了其中的一只，数以千计的野牛居然哗啦啦带着他们的利角一哄而散纷纷逃窜，其中当然有那垂死生命的父母和兄弟。它们不明白把牛角集中起来足以驱杀那只微不足道的入侵者，也压根儿没打算这么去做。在这种下贱的逃亡面前，我不能不向遍体血痕却仍然狂奔救子的犬类致敬，不能不向断手残足却仍然舍身护家猛扑敌阵的蜂群和蚁群致敬，不能不向刚刚倒在枪声中的那个人致敬——他是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群居智能生物，当他所告别的财富和他所信赖的枪口都只准他这样，而他偏偏可以那样：当身边的一切关系和理解都驱使他这样，而他偏偏可以那样，在这一刻，物质生命体的低级法则瓦解了，社会这个庞然大物也真是黯然失色了——谁还能阻挡这样的个人？
我们遥遥地打量这个无名的前辈，打量我在乡下知青点得来的这一段故事，也许得感谢人类社会在造就了庸常的同时，也造就了奇迹，在危机的时刻照亮长夜，使我们也有不安和惊悸。我们知道他不是天外来客，这位无名死者仍然是时势造就的一个社会人，仍然受到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制约——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需要大义的时候，需要英雄的时候，需要一些忘我者来慨然拯救的时候。这样的时候是人类理想的复活节。他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个人化的精神高蹈，不过是整体利益所需要的一种物质化社会自救行动，与自私一样在人类生活中同属自然现象。如果我们再一次展开生物学的想像，那么这种精神的复活就像一个人体在生理失衡的时候，会表现出种种自我修复机能，包括白血球的突然增生，直到它的数目达到健康所必需的标准。
对于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的生命，常常成为社会大局转危为安的局部牺牲。这是一种残酷，即便牺牲可以得到荣耀的回报，对于死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完全扼杀，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