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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公认的耻辱。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意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我忘记。我同样无法忘记的疑惑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有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蚀而致败坏。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同志和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对营垒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和相互认同的可能。
在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中年的我不再有划线和站队的兴趣，甚至有点不大合群。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我的想法太没有“历史感”或“政治觉悟”，但是在我更有出息之前，请原谅我对于一切人的容纳，还有对于一切人糟糕的苛刻。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家们的术语，典出基督教的《马太福音》，指越是穷人越少挣钱的机会，而越是富人就越有生财的空间，两方面都呈极化的发展。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4）
其实，这种极化或者说极端化现象并不限于人的物质生活层面。比方一个说话风趣的人，总是更多得到鼓励以及大家出让给他的说话机会，于是得其独厚，越操练越风趣。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总是更多受到旁人的疏远和冷落，于是就更有理由孤僻，更有可能把自己深藏在恐惧或怨恨的后面。而一个左派人士，总会有很多同道者为伍，当然能够从他们那里更多得到左派观点所需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资源，而让不利于自己的信息日渐遥远和稀缺，长此以往，不左得登峰造极倒是一件较为反常的事情。
作为一个逆过程，匀质化现象在现实中可能也不少见。比方一个高明的思路产生了，便少不了他人的模仿和学习，直到最后大家终于千部一腔。一个人若表现出特别的才华，也可能引来周围人的红眼病，群起而攻，群起而毁，最后是出头的椽子先烂，直到大家放心地彼此彼此一拉平。还有暴力带来暴力的报复，阴谋带来阴谋的抵抗，其起因虽可另说，但以毒攻毒和以毒易毒的结果之一，是冲突者的手段和风格倒越来越与自己的敌人同构，实际上是越来越像一回事。
极端化也好，匀质化也好，常常悄悄改变着我们而不为我们所察。而这两种过程常常互为因果，互为表里，成为人们在人群组织内部的复杂互动轨迹，是人心变幻的左腿和右腿，苏醒和沉睡，汲纳和排泄，正反馈和负反馈。只要人类这个组织系统还没有崩溃，它们就会在有限范围内交织出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间悲喜剧。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穷尽这中间的一切奥秘，我们所有粗略的描述都只是管中一斑。但我们至少从这两个相逆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了他人和社会对人的制约，发现人文领域里的“整体效应”和“大数规则”。十八世纪的科学家D。霍夫斯塔特通过对一群蚁群兴衰的研究，用他那令人目眩的“蚂蚁赋格曲”，揭示出一只单独的蚂蚁，与生活在蚁群中的同一只蚂蚁，完全不是一回事，其属性和功能有极大的差别。整体不等于局部之和；整体也使各个局部深刻地异变。同样的道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与一个同他者发生关系处于人群大数中的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这些人形蚂蚁生活在家庭、朋友、公司、社区、种族、阶级、国家以及世界各种“大数”里，在整体中与他人相分而极端化，与他人相同而匀质化，碌碌乎而不知所终。我们即便在一个最自由的社会里天马行空，也没法成为一枚绝缘于棋盘的棋子，逃脱社会对我们的塑造。
讨论这一点，是因为八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在中国复兴，作为对“文革”噩梦的报复，集群一律和权威专制所取消的个人欲望和个人精神差异，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种鲜血换来的解放至今使我们受益。个人首先回到了诗歌里，然后回到了辞职书上，回到了旅行袋中，回到了知识分裂和如火如荼的私营企业。当然，个人有时候也会成为过于时髦的宣言。一个作家在会上说：“艺术家的眼里从来没有社会，我只写我自己。”另一个评论家说：“除了我的真实，难道还有别的什么真实？”
我猜测这些人们争相分离的解散口令只是一种情绪，只是情绪之下的辞不达意，不必认真对待——这种连自由派大师哈耶克也力图避开的“原子”个人主义并不让我失望，我所失望的只是这些人如果不借助一些花哨的文学修辞，常常在三句话以后就没法往下细说——而我一次次等待着可能的下回分解。我也珍爱着我的个人，包括我的个人欲望，然而我知道，笼统而含混的宣言并不解决问题，对个人欲望的盲目无知，与权威专制的盲目无知仍没有拉开多少距离。这种态度，起码无法区分原始人乱伦而文明人敬亲的欲望，无法区分唐代人乐肥而宋代人乐瘦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吸毒而有些人品茗的欲望，无法区分有些人田园渔樵而有些人功名将相的欲望。所有这些区别是与生俱来的生物本能，还是文化训练和社会塑造的结果？作家要写真实，写个人，写欲望，这都很对，但还有一个也许很傻的问题：写哪一种欲望？哪一种欲望才算得上毫无社会污染的绝对天然？
在另一方面，个人的千差万别，可以证明权威专制的不合法，却不能证明人的社会性是一种虚构，不能证明这些差别只是“与生俱来”的个人基因遗产。因为这些差别恰好是整体组合的产物，是这个整体还较有活力的证明，是任何物质在非组织状态下一片松散、匀质、彼此雷同之时不可能有的特征。正如没有组织化的一盘散沙才会整齐划一，而生物多样性正好是它们被组织在某个统一系统里的结果，不是这个统一系统解体的结果。事实上，对个人差别的尊重和保护，也不是一个人在沙漠无人区或月球上的自我折腾，不是无事生非的神经质发作，恰恰相反，它是明白无误地受动于社会并且反过来参与社会的行为，甚至不过是出演着一个无形社会自我调节时所设定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整体性是关系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现为旗帜和队列及其某些集体目标，更重要的，它只有通过造就个体差异才得以体现；个别性是实体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可以表现为有些人的遗世独立，或者悲泪独饮，或者玄机独悟（包括触摸一具具各别的皮囊而对社会这个概念百般迷惑），更重要的，它的全部内涵只有随着人们从中破译出种种社会密码，才可能一步步相对显现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多重建制化过程，才是可以被真正谈论的现实，而不是自恋者的偶像和神话。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5）
葡萄牙人F。佩索阿差不多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他是里斯本的一个小职员，终身孤绝和木讷，甚至不愿意外出旅游，用他的话来说，“不动的旅游”，即躺在椅子里面向夕阳的幻想，对于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去世，生前写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但他最重要的作品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欧洲人发现，并且引起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他对群体行动充满着怀疑，曾在《惶然录》里说：“革命者和改革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他们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切，或者缺乏力量来主宰和改变他们自己的生命存在——这几乎是他们的一切。他们逃避到改变他人和外部世界的向往中去。”“如果一个人真正敏感而且有真正的理由，感到要关切世界的邪恶和非义，那么他自然要在这些东西最先显现并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来寻求对它们的纠正，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
用中国的话来说，他似乎重独善而轻利济，在今人看来当然不无偏见。我翻译的时候差一点想把这一段话漏掉，不想让它进入中文，以防这种看法对中国的改革紧迫性给予抹煞，对中国一切艰难奋斗着的改革者们有所伤害。我最终没有那样做，不仅仅是尊重原作，而且是因为文字的删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失。他的忧虑其实也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等众多人文观察者的一贯忧虑，他们总是在维新、造反、政变以及革命之中看到肮脏和暗影，字里行间难免有深深的茫然和一声叹息。很自然，在某些社会变革宣传家的眼里，他们如果不是过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阶级”觉悟或者“民族”觉悟不够高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些站在时代之外过于多愁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