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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关怀。
决定翻译这本书，是我一九九六年在欧洲访问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作家和批评家同行都在谈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这个人，谈论这个欧洲文学界的新发现。我没有读过此人的书，常常闲在一边插不上话，不免有些怏怏。这样的情况遇得多了，自然生出一份好奇心，于是去书店一举买下他的三本著作，其中就有这本《惶然录》。
《惶然录》书名英文为The Book of Disquiet，葡文为O Livro do Desassossego。该书于1998年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时候，正好碰上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得奖者极为崇敬佩索阿，并且毫不掩饰地说：是佩索阿引来了人们近些年来对葡萄牙文学的关注，才使他的作品有可能获此荣耀：“无可否认，佩索阿对今年葡萄牙文学在国外受到注目并产生了影响，并且将继续产生影响。”“没有任何葡萄牙作家能够企及佩索阿的那种伟大。”
佩索阿于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于里斯本，五岁丧父，随母亲移居国外，从一八九五年起居住南非德班长达十载。英文构成了他最初的文化背景，莎士比亚、密尔顿以及其他英国文学作品充实着他少年的阅读视野。他最初的诗歌和散文也都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回到葡萄牙之后，他进入了大学，但几乎没有认真对待那些翻译和商业文秘课程。在一九三五年他去逝之前，他曾供职于税务机关和广告代理公司，并且在小职员清贫卑微的生存中继续他的文学事业，除了参与Orpheu杂志的编辑工作，在葡萄牙介绍和评论未来主义思潮；一九二○年还创办了Olisipo出版社，一些葡萄牙的现代主义作家成为了他的作者和同道。他在编辑业务之余用葡语和英语继续写作诗歌和散文，还写短篇小说、戏剧、社会研究文章，甚至还就经济和商业话题写作评论或者制作访谈录。但这些作品的大多数直到他四十七岁去逝之后才得以整理出版，特别是他的诗歌迅速进入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诗名。
《惶然录》收集了佩索阿晚期的一些随笔作品，都是一些“仿日记”的片断体，充分表现了作者在日常生活观察中的形而上兴趣。佩索阿为这本书杜撰了一个名叫“伯纳多·索阿雷斯”的作者，与自己本名“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读音相近，并在卷首写了一篇介绍这位虚拟作者的短文，似乎索阿雷斯有其人。这当然不是先锋作家们爱玩的“间离化”小噱头，倒是切合了作者一贯的思想和感觉。他在这本书里多次谈到自己的分裂，谈到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自己是一个群体的组合，自己是自己的同者又是自己的异者，如此等等，那么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一个“索阿雷斯”，以他者的身分和视角来检视自己的写作，在这本书里寻求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对抗，就不难被人们理解了。
两个“索阿（SOA）”之间的一次长谈就是这样展开的。他（们）广泛关注着那个时代的生命存在问题，也是关注着人类至今无法回避也无法终结的诸多困惑。读者也许不难看出，作者在随笔中的立场常有变化：有时候是一个精神化的人，把世界仅仅提纯为一种美丽的梦幻；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物质化的人，连眼中的任何情人都徒剩视觉性外表。有时候是一个个人化的人，对任何人际交往和群体行动都满腹狐疑；有时候则成了一个社会化的人，连一只一晃而过的衣领都向他展示出全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有时候是一个贵族化的人，时常流露出对高雅上流社会乃至显赫王宫的神往；有时候则成了一个平民化的人，任何一个小人物的离别或死去都让他深深惊恐和悲伤。有时候是一个科学化的人，甚至梦想着要发现有关心灵的化学反应公式；有时候则成了一个信仰化的人，一次次冒犯科学而对上帝在当代的废弃忧心忡忡……在这里，两个“索阿”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终极结论，只是一次次把自己逼向终极绝境，以亲证人类心灵自我粉碎和自我重建的一个个可能性，书写自己一个并非宗教信仰者的圣经。
如果说这本书不过是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当然是一种无谓的大惊小怪。优秀的作家常常像一些高级的笨伯，一些非凡的痴人。较之于执著定规，他们的自相矛盾常常是智者的犹疑；较之于滔滔确论，他们的不知所云常常是诚者的审慎。其惊心动魄的自我对峙和紧张，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的内心奇观，更不是每个人都敢于面对的精神挑战。身为公司小职员的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似乎乏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以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他终生未娶，也拒领官方奖项，长期独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各异相悖的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关怀。这是变中有恒，异中有同，是自相矛盾中的坚定，是不知所云中的明确。正是这一种精神气质，正是这种一个人面向全世界的顽强突围，使佩索阿被当代评论家们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以及“最能深化人们心灵”的写作者等等。即便他也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即便他有时也难免顾此失彼和以偏概全，但他不无苦行意味的思想风格与对世界任何一丝动静的心血倾注，与时下商业消费主义潮流里诸多显赫而热闹的“先锋”和“前卫”，还是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参照。
《惶然录》是佩索阿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曾经长时间散佚的作品，后来由佩索阿的研究专家们收集整理而成。在这个中文译本里，除圆括号中的楷体文字为译者注解之外，圆括号里的宋体文字，以及方括号里的空缺及其造成的文理中断，均为原作的原貌。而各个章节的小标题，除一部分来自原作，其余则为译者代拟，以便体例的统一以及读者的目录查检。考虑到原著的某些片断之间稍有交叉和重复之处，这里所译只是精选出来的原著的主体部分而不是全部——这是考虑到大多数读者也许同我一样，是对佩索阿感兴趣，而不是对有关他的版本研究更有兴趣。在此一并说明。
首次发表于2000年5月。
第三部分空 间
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