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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淌到了亚当·斯密一类学人的笔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产制同样是欧洲文化几千年修炼的终成正果，对于一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来说，同样遥远而陌生。中国人有“均富”的传统，“通财货”的传统，善于削藩、抑富、反兼并，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会干这种事，大体不离汉代董仲舒的路线，所谓：“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圣者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依此众人之“情”行事，不一定合“理”，特别不一定合西学之“理”，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最终但求一个均衡的安足：贫富有别但不得超出限度，私产可积但不可为祸弱小，社会基础的主体永远是自耕小农的汪洋大海，而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的贫富两极。一句话，是“中和”而不是“零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身为一巨富总有“为富不仁”的精神压力，于是“富”而求“贵”，以公益事业换得道德和政治的地位，成了很多富人的选择。提携穷亲戚和济助穷朋友，也是他们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不似某些法律逻辑下的你我两清：不帮你是正常，帮你一把是额外恩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国家和集体也不可能完全在经济生活中退场，特别是在乡村，几千年来的责任田以不可买卖的终极公权，承担着中国70％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如此刚性资源约束之下，不是没有人想瓦解公权，是没有人可能瓦解公权：稍解实情者，都不敢设想兼并土地以后的滚滚流民大潮！有意思的是，这种统分结合的公私共权，可能不是加速集中农业资本和增加GDP的最佳制度安排，但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花开别处：如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以土地为依托，便与欧洲当年赤条条流落入城的无产阶级有了大区别，一旦遭遇萧条周期，倒多出回旋余地，从都市撤回乡村便是。一支进可工退可农的庞大劳动群体，为亚洲金融风暴一类经济危局减震减压，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抗风险的弹性机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非某些西方精英所能体会。
“共产风”曾经短命，“私有化”也一再难产，这就是中国。中国的优势或劣势可能都在于此。当公产制的苏联在上一个世纪末叶受到重挫以后，也不过十多年，私产制的美国也在这个世纪初陷入衰退，拉美、日本、东南亚等外围区域先一步寒流滚滚，最后的老营本部也阴风习习。这两个分道远走的欧洲之子，这两个欧洲文化不同门派的掌门人，都曾如愿以偿达到过超级大国或准超级大国的鼎盛，如今却面对着中国火热的崛起。在它们看来，中国崛起得有点不规不矩，如同一大锅熬了些年头的中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难以分说；一会儿似危兆迭出，一会儿又似奇迹频生；事情好了不知是哪一味药奏了效，事情糟了也不知是哪一味药添了乱。真是让人有点为难。
中国知识界曾师从苏联也曾师从美国，那么可以说，中国是继欧洲之后和继苏（及东欧）美（及亚太和拉美）之后全球现代化的第三阶代表之一，虽然算不上欧洲文化的亲子，却也可算得个养子。只是这个养子长来长去仍是黄肤黑发，仍是一副较为陌生的容颜，不易得到准确的理论辨认。中国人长期以来不擅西方式的公理，自己的事没法对别人说清楚。由人家去说吧，无论“奴隶”还是“封建”，无论“姓社”还是“姓资”，以西方公理来叙述中国现实，总是有点像用芭蕾来跳京剧，在象棋盘上走围棋，毕竟有隔。这些不着痒处的话听多了，邓小平干脆来一个暂时的“不争论”，给外部世界一个沉默大国的背脊。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6）
四
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明朝中国的航海活动领先全球。郑和七下西洋，航线一直深入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其规模浩大、技术精良以及成绩卓著几乎都远在同时代的哥仑布探险之上。首次远航，人员竟有两万八千人之多，乘船竟有六十二艘之众，简直是一个小国家出了海，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南及卡利卡特，并且在苏门答腊等地悉歼海盗船队。后来的几次出航的线路更加遥远，曾西抵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登陆印度洋上三十多个港口。而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刚刚才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着前进，直到一四四五年才到达佛得角。不过，与欧洲航海探险家的殖民和扩张姿态不同，郑和舰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是去掠取财富回运，而是一心把财富送出去，携金带玉大包小裹去热情拜会当地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仁厚关怀，包括劝说他们承认大明中国的宗主权。他们原来只是去拉拉人情关系而已。出于农耕定居者们的想象，这个世界的统一当然只能以人情关系为基础，只能“王道”而不能“霸道”。
这种越洋外交后来突然中止，原因不详。历史学家们猜测，明朝财政紧张，全球人情网的编织显得过于成本昂贵，于是中国只好撤离大海。航海技术从此一直闲置和荒废，全世界的无边海洋便空荡荡地留给了欧洲人。意大利教士利玛窦曾对此百思不解，更十分惊讶于中国人为何不好战。纽约出版的《利玛窦日记》中称：“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丰富多样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有装备精良、强大无敌的陆军和海军，但无论是国王还是人民，从未想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于他人所享有的东西。”很多欧洲知识精英始终不大明白，一个堂堂大中国为何只有郑和这样的公共关系舰队，只有一种不合乎时宜的笑脸外交。
没有多少人领中国的这一份情。
多情还被无情恼。这样的教训多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不免陷入危机，包括绝情无义就成了很多人的新派信念，温良恭俭让成了这些人过时的累赘。尽管中国人说“事情”、“情况”、“情形”、“酌情处理”等等，仍有“情”字打底，仍有“情”字贯串，但这些都只是文字化石，在很多人那里已经不再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式的西方化潮流滚滚而来，但很难化出一份宗教与世俗的平衡：有宗教时无世俗，于是革命革得无情，出现六十年代前后的红色恐怖；有世俗时无宗教，于是赚钱赚得无情，出现八十年代以后的贪官、奸商以及盗匪，出现人们怨声载道的贪赃枉法、坑蒙拐骗、杀人越货。某个非法传销组织的宣传品上这样说：“行骗要先易后难，首先要骗熟人、朋友、亲戚……”这与文化大革命号召大家首先从熟人、朋友、亲戚中开始揭发举报一样，其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传销组织的人海狂热和呼声雷动，也让人恍如时光倒退，恍如又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被金钞引爆。在这里，中国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最核心的部位，正在政治暴力或经济暴力之下承受着高压和冲击。人们不得不问：中国还是一个极富有人情味的民族吗？如果不是，这种人情的一次次冷却是不是让我们离现代化更近？是不是能让我们都搭上驶向幸福和文明的快车？
或者问题是这样：这种“吃熟”和“宰熟”之风，是不是刚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有太多的“熟”可吃和可宰？是否刚好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尚有层出不穷取之不尽的人情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一再被负面地利用，一再成为束缚和灾难，那么正面地用之于制度建设是否也有可能？改革不是顺从现实也不是剪除现实，正如跳高不是屈就重力但也不是到月球上去拿一个跳高冠军，因此我们能否从现实出发，整合本土与外来的各种文化资源，找到一种既避人情之短又能用人情之长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
制度是文化，制度的形成有赖文化的滋养。即便是转基因式的制度切换，也离不开有关物种选取和适配。作为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人情超级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肯定不是苏联或美国的重演。这是一个未来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这个空白还将关联到全人类的价值选择，正如爱因斯坦说的：“光有知识与科技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佗、摩西以及耶稣这些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这句话出自一个西方人，显示出全球现代化运动的及时自省。这个世界需要技术和财富但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这个世界并不需要更多的超级大国，不需要乏味而且注定苦涩的复制，而需要再造文明的原创性活力，需要一个更“善”而不一定是更“真”的现代化，一个更亲和而不一定是更强盛的现代化。如果这种另类幸福和另类文明是可能的话，如果这种现代化与中国擦肩而过，那是中国的遗憾，也是世界的悲哀。
如果是那样，即便中国在某一天阔得金元遍地，也只是人类历史中一片乏“善”可陈的黯淡废墟。
首次发表于2000年8月。
第三部分佩索阿的圣经
身为公司小职员的佩索阿，就人生经历而言似乎乏善可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过是一个“不动的旅行者”，除了深夜的独自幻想以外，连里斯本以外的地方都很少去。他终生未娶，也拒领官方奖项，长期独身于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以位卑之躯处蜗居之室，竟一个人担当了全人类的精神责任，在各异相悖的人文视角里，始终如一地贯彻着他的独立的勇敢、诘究的智慧以及对人世万物深深关切的博大关怀。
决定翻译这本书，是我一九九六年在欧洲访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