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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江：您对于戒严期间所谓「政治犯」有何看法？
柏杨：以政治理念而被囚禁的人，不管扣到头上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政治犯。政治犯和刑事犯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或是为了其所信仰的政治理想；后者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国民党叛乱罪的刑罚，最轻的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重的是死刑或无期徒刑。但是如果被认定加入了叛乱组织且有叛乱的行为，却是唯一死刑。例如，某人五岁时参加过共产党儿童团，今年他八十八岁，说了一句批评蒋家的话，就是唯一死刑。然而最使人震撼的，却是有些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后，依然被软禁。软禁比判刑更可怕，判刑总有一个期限，连无期徒刑也有可能减刑、大赦，而软禁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牢狱，因为他没有判刑，所以「减刑」「大赦」都轮不到他，这是国民党蒋中正、蒋经国父子最大的罪行之一。
江：解严之后，社会上出现许多「街头抗议」事件，对此您有何看法？
柏杨：目前的街头抗议虽然容易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需要忧心忡忡，应用平常的眼光看待，与西方民主国家几百年的示威游行历史相较，我们的民主政治现在只不过刚刚萌芽，就好像一个刚要学走路的小孩，重心不稳时，总会跌倒，因而对于冲突事件的发生，实不足为奇。等到人民的法治水准达到某个程度，暴力行为就难获得支持。
西方国家的抗议方式，通常是手中高举着牌子，把自己不满的理由适度表示出来，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要制造别人的痛苦，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同情。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对于抗议事件，并非全部接受，他们会先请学者专家来评估衡量整体事件，如果认为要求不合理，政府不会屈服。
杨子江：解严后报禁随之解除，对于执笔者有些什么影响？
柏杨：戒严期间，每个人（包括编辑、记者、作家）心里，都有一个小型警备司令部（我们称之为「小警总」），都非常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警觉，自我设限于一定的文字范畴。但往往事与愿违，常有意外情况发生，碰上地雷。譬如：捡字工人一不小心便会把「中共」捡成「中央」，类似这种错误，警备总部与特务机关，绝不宽恕，最幸运的结果是被认定「为匪宣传」──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某些人已经够特别小心谨慎的了，但是仍然不可避免鎯铛入狱。
解严之后，阴霾仍深植于部份文化人心中，他们惊魂不定、观望疑惧，认为国民党的解禁措施只不过是暂时现象，都不敢轻易地抛开心里的「小警总」；而另一部份人士则因长期的压抑，一旦解开枷锁，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飞奔骋驰，写出来作品的激烈和高姿势，往往超过正常社会的正常抗争水平。
杨子江：您对于目前翻案风波之盛行，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赞成翻案，目的是要使真相大白。对于被处死的人虽然不能复活，但活着的人却可以因死者的沉冤得伸而获得再生。人民有知的权利，只有使人民知道冤狱的真相，才有可能防止以后再发生同模式的冤狱。所以对于翻案，任何人都不必担心，除非他是制造冤狱的主凶或帮凶！
杨子江：我们的法律是否制定的不够完善，您有何看法？
柏杨：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刑事诉讼法」。但是在特务和昏瞶卑怯的法官手中，却没有效果！因为特务和昏瞶卑怯的法官先生，破坏了它。
中国人喜爱弄权，政治领导人物尤其喜爱弄权，这是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病毒。举一个例子：如比说，蒋中正制定法律，不准在客厅里小便，但他自己却偏偏在屋角撒泡尿，表示他不同凡品；而毛泽东更凶猛，他在制定不准在客厅里小便法律之后，却索性到客厅正中央拉泡屎，表示他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想要革除这种恶习，每个人必须有法治观念，和有道德勇气保卫法律的尊严。
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苦苓·洪惟勋
⊙访问者苦苓先生·洪惟勋先生。
⊙文载一九八八年九月台北《汉》杂志。
──走在历史与政治锋口的柏杨
在柏杨的观念中，人民才是主体，国家只是为了增进个人幸福而存在，所以大前年他在美国爱荷华访问时，才会对满口「祖国强大」的中共作家说：「不要祖国强大，只要人民幸福。」
「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古今多少豪杰，似乎都逃不出这种伊藤博文式的「性与政治」欲望中。在诗人苦苓的循循善「诱」下，柏杨一路滔滔不绝地说出他对「性与政治」的看法，时而愤慨，时而幽默，在谈到中国传统酱缸中反人道、反理性的部份时，那种痛心急切的语调，不禁令人联想到访问者苦苓那本脍炙人口的诗集名称──《每一句不满都是爱》。正因为有「爱」，才会有那么多「不满」啊。柏杨，这株文坛的长青树，正是中国书生的一种典范。
苦苓：中国古代为了满足皇帝一个人的性欲，往往要挑选成千上万的女人进宫，从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到底有何意义？
柏杨：中国的宫廷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一个构造，和西方的宫廷完全不一样。像凡尔赛宫，宫内各「殿」不过是一个没有门的套房而已，皇帝皇后两个人住在其中一个套房，皇帝的情妇有时住在其他套房。因此，要像中国一样，养那么多女人，根本不可能。
中国的宫廷养那么多女人，大概从周王朝开始，周王朝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受儒家系统崇拜，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那时候女人太多，男人有义务分担「消化」女人的责任……
苦苓：按人口比例来说，男女应该是差不多，是不是因为对皇帝的一种崇拜，认为「龙种」是优秀的，需要大量的繁衍，所以要选那么多女人进宫？
柏杨：帝王要那么多女人，不见得是为了推广优秀品种，但是，他确实需要很多儿子来扩张并巩固他的政权。像战国时代的齐王国的国王田因齐，他祖先是从陈国流亡到那里的一个王子，形单影只，就是拚命的生，又能生多少儿子？所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一口气娶了好几十个小老婆，不设门禁，任何男人都可以进去跟她们上床（众笑），两代下来之后，姓田的已多到数百数千家，无论兵源和政治势力，都足够推翻一个政府，事实上，果然推翻了一个政府。
苦苓：这么说来，「性」是他们扩张政治势力的一种方法了？
柏杨：也可以这么讲，古代政治和农业一样，需要大量的劳力。我从前曾介绍过这故事，国民党特务和军法官认为我侮辱古圣先贤，不过这件事是史书上记载的，是司马迁说的，不是我发明的（笑），这大概就是「性与政治」的关系吧，姓田的朋友必须有这么多劳力才行嘛，何况在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里面，「打虎全仗亲兄弟，上阵还要父子兵」，专制魔头往往觉得，除了自己的儿子外，其他人的儿子都不可靠，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相信。
人们常说中国人智慧、聪明，其实不然，到现在为止，号称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可是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主要的原因还是：「儿子」「侄儿」之类，在政治上居于主导地位。
苦苓：西方社会也有这种政治权力的传承，也希望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为什么在西方社会没有这种「繁衍子孙，扩大家族势力」的方法？是不是外国人不够聪明，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柏杨：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主张一夫一妻制，不允许多妻。有人认为外国人常常离婚，岂不是跟多妻一样？问题是恰恰不一样！常离婚和多妻不能相提并论，像孟轲认为五十步和百步一样，所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其实五十步当然可以笑百步，两者之间相差太远了。下跪磕头和坐在那里点头，意义绝对不同。离婚再多次，他每次也只能有一个妻子，这跟多妻绝对不同。而中国历代王朝，像唐王朝皇帝李隆基，仅宫女就四万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史书上写的（众笑），老天爷！宫女四万，如果排成军队的分列式，让皇帝登上阅兵台检阅，恐怕还没看到一半就把他给累死了，你能说这跟常常离婚一样？
苦苓：这太过份了，四万个宫女都来自民间，从此一辈子恐怕都得待在宫中，不能回家，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机会让皇上宠幸，所以她们不但被剥夺了做为一个女人的权利，不能拥有真正的丈夫，真正的孩子，也不能享受一切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了这种制度，就要剥夺四万个女人的幸福，而且为了伺候这些女孩子，必须要有太监……因此历朝历代可能要牺牲好几万男女的幸福，只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像这种情形，中国几千年来，出现过那么多所谓的「圣贤」「大师」，到底有没有人站在人道的立场加以怀疑批评。
柏杨：当然也有人批评，所以有些朝代有放宫女出宫的「德政」，一次放几百个，可是放了之后，她们的命运却不见得比在宫里好，事实上，她们几乎全部落入权贵之家，仍做婢女。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大儒」，敢主张皇帝应该采用一夫一妻制，顶多建议最好少一点。像清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玄烨大帝不过十几个妃子，不像其他朝代的皇帝，有几百个妻子，这只要看她们小老婆群的编制表就知道了。至于宦官制度，也从没有「大儒」敢反对，顶多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