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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史都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傅山四宁四毋的艺术原则，中国本土的艺术也在二十世纪末通过西方艺术的影响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傅山的艺术原则。这使我们有理由自信我们中国艺术传统的伟大力量，它一定能够使我们的艺术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保持着自己的话语能力，实现平等的中西艺术对话。
“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
■ 徐雁平
陈寅恪先生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又，此文标题取自同书《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第362页）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或世界汉学领域中，不断被证实，如敦煌文献、汉晋简牍、内阁档案、外族遗文，以及近期的简帛佚籍、徽州文书等等，皆是典型的例证。学术研究在进步，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一直是学人努力的方向。在此学术研究进程中，一种“新潮流”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近二十年兴起的域外汉籍研究。域外汉籍研究所涉及的浩繁的典籍、广阔的区域以及有价值的问题，绝不在过去任何文献发现之下。在这门新学问逐渐展开之际，《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创刊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创刊号“发刊词”中指出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视野，赋予历史上的汉文典籍以整体的认识，进而改善与之相关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东亚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学科。”（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卷首，中华书局2005年版）鉴于这门新学问的重要价值，笔者于2005年8月21日就九个问题与《集刊》主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进行了交谈。这九个问题是：1．域外汉籍的涵义；2．“域外汉籍联合目录”的编纂；3．“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的状况；4．近代民族意识对域外汉籍研究的影响；5．域外汉文学研究状况；6．重要的研究机构以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7．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8．张教授本人是如何关注并致力域外汉籍研究；9．域外汉籍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成为显学。为求行文之便利，现将张教授关于诸问题的回答归纳编排，并补充一些他提供的背景文献，成此“准访谈记”。
一、何谓域外汉籍
域外汉籍是相对于中国本土所藏汉籍而言的一个概念，根据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文书写的典籍，其中主要是出于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人之手，也包括一部分欧美传教士用汉字书写的著作；二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有所谓的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三是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这批古籍经过近现代以至当代学人的海外访书，从杨守敬、黎庶昌、罗振玉、张元济、王重民、姜亮夫直到今天北京大学严绍盪等学人的努力，通过翻拍、影印或撰写目录等手段，多已为学术界所知见；而域外汉籍中的前两类，即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以及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是域外汉籍的主体，目前所刊布整理者，仅为冰山之一角。
在此可从几种重要的目录略窥域外汉籍的数量。韩国的汉籍，仅以1981年出版的汉城大学《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就达三万三千八百零八种，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籍；日本的汉籍，根据岩波书店出版的《国书总目录》及《古典籍总合目录》的著录，即使排除其中的日文本，汉籍数量仍然惊人；越南的汉籍，以著录法国远东学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藏书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编）来看，约有汉籍五千多种。此外韩国民间所藏汉籍，以及日本寺庙所藏汉籍，数量亦颇为可观。为查清域外汉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1986年9月法国科学研究中心暨远东学院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倡议编纂“中国域外汉籍联合目录”，此项工作极具难度，然意义重大，它是域外汉籍研究拓展的基础。目前似应先从各个国家或各个图书馆着手清理，而后进行整合。以韩国学者的工作为例，他们一是调查本国现藏汉籍的种类和数量，如韩国国会图书馆所编《韩国古书综合目录》（1962），全寅初教授主编《韩国所藏中国古籍综合目录》（2005），南权熙、黄渭周两位教授也计划用五年时间编成《韩国汉籍总目》。一是调查海外所藏韩国本目录，如沈喁俊《日本访书志》（1988）、李勋相等《日本所在韩国古文献目录》（1990）、朴现圭编《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991）、千惠凤等《海外典籍文化财调查目录·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韩国本目录》（2001）、尹忠南、金成焕编《哈佛燕京图书馆韩国贵重本解题》（The annotated cata…logue of Korean rare books at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2004）等。在中国大陆，学者们也做出许多成绩，如李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估计目录》（1995）、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1995）、严绍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1997），李仙竹主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1997）、黄建国等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1998），王小盾教授已与台湾、越南学者合作，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他还计划编纂《越南汉文古籍总目》。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些工作的次第展开，一个综合全球的域外汉籍总目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二、作为新学问的域外汉籍研究
与域外汉籍相对应的是“汉文化圈”，这是域外汉籍赖以产生和保存的空间。因为地理位置上的邻接，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日之交流，为人熟知；中朝之交流，更为密切悠久；而越南自秦始皇时代到南汉时代，将近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内皆为中国的郡县，在越南史上称作“北属时期”，故其文化与中国交融最深。在二十世纪之前，汉字在东亚地区是一种通用、正大、高级的国际语言，正规场合的文字表现都用汉字，以历史文献而言，各国主要史书，如《朝鲜王朝实录》《吾妻镜》《大越史记全书》等也用汉字书写。然而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衰落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兴起，汉籍逐步受到冷落，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更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对于朝、日、越学者而言，汉籍不是典型的本国典籍，例如一般意义上的韩国和日本的文学史，就把汉文学排除在外或仅占很小比例，除非专门写“汉文学史”。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汉籍”甚至也不能算作真正的汉籍，所以有的现代书目中将此类汉籍标明为“准汉籍”。而中国学者则较重视本土著作，对域外汉籍也多不涉及，例如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以及先师程千帆教授与程章灿合撰之《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实际上讨论的也只是中国人用汉语撰写的文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各国之间交往的增多以及学术观念的进步，域外汉籍逐渐成为各国各地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提出建立在中国所藏汉籍和域外汉籍基础上的“汉文化整体研究”。从1986年到1995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已举办十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第一届会议的议题包括“域外汉籍流传与出版的历史”、“域外汉籍世界收藏的情
形”、“域外汉籍的世界研究状况”、“域外汉籍的特殊内容与版本评介”、“域外汉籍与亚洲文化交流”，这些议题大致标明了域外汉籍研究的方向。相关的文献整理工作也在进行，比如在韩国出版了《韩国经学资料集成》145册，《韩国文集丛刊》也已出版340册，《韩国诗话丛编》17册，《燕行录全集》100册等，在日本出版了《日本汉诗》31册，在台湾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丛刊》12册，《日本汉文小说丛刊》5册等，在中国大陆出版了《朝鲜时代书目丛刊》9册、《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2册等。目前世界范围内众多学者致力于域外汉籍研究，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会，一些研究机构亦以域外汉籍研究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对越南儒家文献的研究，台湾大学依据台湾“教育部”制定的“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于2002年11月设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藉由教育部经费的投入与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