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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贫ǖ摹巴贫芯啃痛笱д霞苹保�2002年11月设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藉由教育部经费的投入与校内外学者的整合，开展顶尖的研究课题，帮助台湾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该中心下设东亚文献研究室、东亚教育研室、东亚儒学研究室等分支机构，执行三大整合计划与八个核心计划；（参见“国立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04年6月活页介绍材料）在中国大陆，有不少大学的日本文化研究所和韩国文化研究所或其他研究机构，它们中有些涉及域外汉籍研究。专门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机构是2000年成立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该所的成立以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对这门新学问的推动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最近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其他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在酝酿成立相关的研究机构。总之，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正显示出方兴未艾之势，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大陆域外汉籍研究学人，多为中文系出身，但域外汉籍研究乃跨越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必须有其他如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等多学科的学人加入，进行一种高层次的整合性研究，才有望形成真正的学术突破。
三、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
域外汉籍研究以东亚所藏古代汉籍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追寻历史上汉文化圈的特殊价值及其意义；另一方面也藉此探究这一区域合作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汉文化圈”的过去与未来角度来看，域外汉籍研究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由域外汉籍可见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典籍是过去文化的载体，域外汉籍反映了汉文化圈内的文化交流，以及在此大语境中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文化的形成。在二十世纪，由于受到西方文化以及近代民族与国家意识的影响，一些国家往往有意忽视汉文化圈在历史上的存在。其实汉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已经渗透至周边各国的民族特性当中。今天我们重视域外汉籍，是在正视历史，也是在寻根。汉文化传播至域外，在新土壤中亦有变化和调整。文化交流之目的不只在求“同”而重在求“通”，这在汉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史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此外，汉文化圈的交流也不止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譬如朝鲜和日本之间汉籍的流通，朝鲜和越南使节在中国的诗唱和等等，呈现出细节丰富的历史图景。
（二）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域外汉籍研究有利于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化，中国是汉文化的主流，但仅仅从主流人手仍然不够；研究域外汉籍，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了解各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特色。数量浩繁的域外汉籍，势必有助于学人开拓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此种开拓，在研究视野上是对问题的整体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是比较研究的切实运用。整体把握，是指对某一问题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不同空间形成的特色有一全面了解；而比较研究，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因为文字的相同、思想观念的近似，是相当重要并且十分适用的一种方法，陈寅恪尝论及语言学之比较，以为“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以语言学的比较研究推之于在汉文圈内的文化比较研究，其理亦同。综合与比较的同时运用，可成为新学问中开疆拓土的利器。近现代日本史学颇为发达，日本学者也对他们的“东洋史学”尤感到骄傲，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与他们以东亚为一整体的学术研究视野密不可分。
（三）显现汉文化的现代意义。域外汉籍的研究，对于汉文化圈内各国而言，可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这门新学问具有国际性，闭门造车是难有作为的；近年来它的兴起与展开，正是各国学者学术交流的结果，《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创办，也为各国学者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的平台。在文化交流史上，过去中国是输出国，但是历经历史上的众多劫难，许多典籍和其他文化遗存在中国本土已难觅影迹，而在周边国家却有很多的保存，如是有“回流”现象。近期《南方周末》上有关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的访谈，他对敦煌研究和敦煌石窟保护有相当大的捐赠，他认为敦煌是日本艺术之根，又指出中国文化在日本得到很好的保存，如唐朝的宫廷音乐在一千二百年以前传入日本，当时的服装和乐器都保存完好，日本一些寺庙的“松明节”祭祀，也是很早由中国传人日本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希望有更多的日本的年轻人到中国学习它。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人到日本理解在中国已经绝迹的文化。＇略＇能不能使在日本保存的这些已经在中国绝迹的文化重新回归中国这个娘家，通过这个做法加深中日两国的相互了解？”（夏榆《平山郁夫：核时代的救赎》，见《南方周末》2005年8月18日，第26版）这是一种很有建设性的想法，域外汉籍研究的努力方向与此相同，即试图通过学术研究，为汉文圈内的东亚、东南亚未来的合作创造条件。
就世界范围而言，东亚文明是十分有特色且充满活力的文明。汉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人种、语言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但又普遍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宗教和道德的观念、知识的结构等等，往往是根据某种基本原则（如儒家思想）展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随着中国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崛起，汉文化的地位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进行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四、治学范围的拓展与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
张伯伟教授治学的领域主要在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已出版专著多种，如《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钟嵘诗品研究》《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等等，深获国内外学术界好评。那么为什么将学术兴趣转到域外汉籍研究呢？张教授指出这其实也是对原有治学范围的不断拓展。他第一次接触域外汉诗学的文献是1985年，当时在香港购得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大量的用汉字书写的诗学文献。1992年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便走访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以及在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和在名古屋市的蓬左文库等，收集了若干日本、韩国的诗学资料；1998年，又偕王小盾、张寅彭二教授一起访问越南河内，在汉喃研究院收集越南汉籍资料。利用到韩、日参加学术会议、讲学的机会，他陆续购置和复印大量域外汉籍资料，凭一己之力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资料库。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国诗学研究》第一辑“诗学文献学”有《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一文，第四辑为“域外汉诗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推源溯流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选本与域外汉文学”及“域外诗话总说”诸节；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九至十八世纪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都是以域外汉籍为基础展开。这些研究，是顺着先前研究的学术理路进步和深入，是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拓展。
谈到域外汉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张教授指出将以域外汉文学研究为中心，兼顾历史、思想等方面，大略而言，包括三个系列：
（一）文献整理系列。域外汉籍研究，如没有文献基础，则为空中楼阁。以往有一些研究成果，由于文献不足，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要使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健康发展，首先就要从事基本文献的建设。因此，域外汉籍研究所将文献整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工作，目前已整理出版两种专刊：一为《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收录了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十卷、日僧无著道忠《冷斋夜话考》一种、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三卷、明抄本《西清诗话》三卷、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十卷、明抄本《北山诗话》一卷。另一为《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九册），全书共选录朝鲜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二十六种，共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四大类，对所选书目均撰有解题，对于有志于韩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语言学、目录学和中韩文化和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套丛刊，乃案头必备之书。下一步的工作有：1、编纂整理《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将收入二十世纪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学者对中国文学典籍的注释、评论之著，如《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四河入海》（苏轼诗注释）、《帐中香》（黄庭坚诗注释）等，初步计算，其总页码在两万多页。2、编纂《日本诗话汇编》（汉文卷），以往的日本和韩国学者仅收集整理了约三十种，而《汇编》则有约九十种，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规模。3、编纂《历代韩国辞赋汇编》；4、编纂《汉文学年表》。这些基本文献的整理出版，可为域外汉文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专题研究系列。以文学而言，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