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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之间的竞争把君主专制推到了极端，使之发展到了极致。
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国门打开之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居然有不同于君主政体的其他政体类型。随着其他政体参照物的幽灵出现在中国，随着中国人通过书刊、口耳相传和出洋考察，中国人增加了对其他政体的了解。君主专制政体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可见，阻止政体变革的最好办法，是禁锢对于其他政体参照物的了解、禁锢关于制度创新的讨论。同理，推动政体竞争和引入优良政体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对制度创新的研究，充分了解其他的政体参照物。观察研究当下的欧盟立宪，其意义正是端在于此。
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对恶质的制度是恶梦，对优质的制度，是天赐良机。没有对手的挑战，自身的潜能就难以发挥到极致。自由社会的价值，在于不同制度、以及关于制度的不同思想之间的自由竞争。对性质相近的制度而言，竞争会是双方都得到改进。竞争构成了一种制约与平衡。竞争是一个有道德含量的词，它并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狗咬狗”。西方世界的发达和宪政民主的确立，自其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多种多样的政治类型之间彼此竞争与较量，才促进人类政体的演化，避免了王朝循环，使得更为优越、更合乎人性的政体形式能够脱颖而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宪政转型的前夜，也面临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欧盟宪法模式与美国宪法模式的问题。因此，不论中国以后更偏向哪种模式，此时此刻，跟踪与研究欧盟立宪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另一方面，在欧盟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中国的现实情形显然与欧盟宪法更为接近，尤其在宪法的篇幅与风格上。迄今为止，欧洲政治传统对中国的影响远比美国政治传统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是用布鲁塞尔的眼光看待宪法与立宪，还是用费城的眼光看待宪法与立宪，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在布鲁塞尔与费城之间就没有第三条道路了吗？的确没有！在这个世界上，从某种角度看，政治秩序只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单一中心的中央集权，要么是联邦主义的多中心。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不可能既是单一中心的，又是多中心的。除非是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内战状态时那样，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外加武装割据的地方力量。
阿奎那说，文明的本质是争论。没有争论，文明就不能发展。当暴力制止了争论的时候，当权力就是一切的时候，文明将蜕化为野蛮。欧洲还有希望，因为欧洲还有争论。人类的物质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就是高高在上的、不负责任的、权力无限的政府。无限的权力和对争论的禁锢，尤其是禁锢关于政体的演化与竞争的争论，也是导致中华文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实现有限政府，启动制度竞争也正是中国宪政变革的目标。
今天，欧盟开始制定宪法，探索超国家的政体行为，再次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政体创新和政治制度演化的活典范，是人类在充分尊重人的自治权利、尊重各国的意愿，也就是尊重各国民众的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统治形式的一次最新的尝试。研究欧盟立宪对探索中国的改革之路极具启示意义。
（《立法的意涵：欧洲宪法研究》，冯兴元等著，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边界刻画与边际互动
■ 任剑涛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难题和政治禁忌，而是如何离析作为思想史问题的自由主义，与作为政治理论问题的自由主义。不将两个问题的区别显示出来，就会将作为政治理论问题的自由主义，淹没在作为政治思想史问题的自由主义之中。
中国政治理论的研究总是包装成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形成这一局面，当然有其复杂原因。试图突破这一妨碍政治理论研究独立发展的格局，要追究的不是导致政治理论研究伪装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原因，而是要清理包裹在政治思想史中的政治理论问题，将其独立出来，作为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使政治理论研究的问题得以浮现，使政治理论研究的架构得以勾勒。否则，活生生的政治理论研究就会演变为单纯寻找思想关联的、“死气沉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建构现代政治价值的政治理论研究就会演变为沉静的政治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工夫。这两者是有紧密联系的，政治理论研究总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借取思想资源。但是，以政治理论研究为政治筹划、以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学术活动而言，两者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就是要深探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堂奥而重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逻辑的一个研究课题。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清理政治理论研究的对象、问题与架构，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清理工夫：一是刻画政治思想史诸流派的思想边界，二是凸显政治思想史诸流派的边际状态。刻画边界，就是要将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的分界显示出来，将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各自关注的思想焦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将现代政治思想丰富多彩的思想内涵显示给人们。边际互动，就是要将各自显现出不同关注的现代政治思想诸流派思想的交叠处昭示给人们，从而将政治思想诸流派的思想资源边际互借的可能性，作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两个工夫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要将长期显示为进入了“历史”的政治思想史问题“还魂”为影响“当下”的政治理论问题。
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而言，政治思想诸流派的关注焦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从传统到现代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是如何的。为了解读这种关系，就得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这就成为促成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变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原因。但同样也促使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思考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结构问题。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原因很简单，人们以往对于相类问题的思考，思想资源大都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上。使同样作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重大问题的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关系的研究缺乏研究资源。因此，将研究资源相对均衡地分配给自由主义与传统这一课题，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这样反而有助于致力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并以这样的面目来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人们关注到以往的一个巨大研究盲点，并且更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传统与现代主流政治思想之间的多重边界。加之处理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处理保守传统与接引现代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政治思想的另一主流派别——保守主义，也就登上了政治思想的演武台。于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理论主流体系，诸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边际界限，就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当仁不让”的重大主题。在“中国现代脉络中的自由主义”这一话题里，现代自由主义与中国古典传统的边界、自由主义进人汉语政治理论后出现的儒家自由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的边界、以大同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政治思想与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政治理论的边界，就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描摹的现代政治理论的“边界线”。在此，显示为历史的儒家政治思想，与显示为“现代”的主流政治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突破“历史”的、“当下”的政治理论纠结关系。忽视这种纠结并且无视在纠结中复杂的理论边界的勾画，就会使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研究成为“搅糨糊”的事情。这正是我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中，尽力处理现代政治理论诸流派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关系的理由。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边界划分问题上，情形一样的复杂，但问题一样的重要。原生的现代政治思想，流派众多、价值奇异、诉求不同、立论歧出、论证对诘。因此，努力将中国诸现代政治理论体系力图显现的中国“现代”政治蓝图，比较保真地加以重现，就不能不将价值主张、制度安排、生活诉求大不一样的中国诸现代政治理论各自的边界刻画出来。在一个没有强烈的政治判断的前提下，以“左”、“中”、“右”为刻画政治理论边界的光谱，做相互移动的光谱还原，就是值得借重的政治理论研究方法。一方面，尽管中国现代诸政治理论实际表达的政治观念差异性很大，但是，他们都努力地在建构自己的“现代”社会理论，并以这一理论尝试作为支持自己阐释现代政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当保守主义尽力维护摇摇欲坠的中国传统大厦的时候，它的理论创新意图就总是被价值维护意图所影响，于是它处理复杂的现实政治中的问题的能力就有所下降。尤其是中国现代政治理论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借助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形式来为自己的价值主张张目的，因此妨碍了他们简洁地申述自己的政治理论主张。于是，再一方面，试图重现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不同主张的边界，就不能不在政治保守主义、左派思想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求理论差异。左派政治思维一直主导着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研究中具有文化霸权的理论体系。在极端左倾、温和左倾的左派政治思想走向中，中国现代左倾政治思想逐渐显示出从极端向温和的思想运动倾向，左倾政治思想逐渐地放弃了极端的政治思想主张，转而采取了温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