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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感觉在百无聊赖的时候能有一位女子聊天也不错，就说：我的确是方正，但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失去了记忆，请你帮助我回忆一下好不好？
她说：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受了很多苦是吗？
她还真信了。我笑：受什么苦？我是越来越听不懂了。
她着急地说：说你在什么地方？我要马上见你。
我说：在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还是不见的好，这样吧，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她说：你千万不要骗我，关了手机，又不给我打电话。
我说：不会的，我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我也想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放下电话，我开始想象各种可能，我们经常开一些过分的玩笑，比如大家在酒店房间里研究节目，最后刘大成在那里住下，我们临走的时候就给酒店的按摩房打一电话，要求小姐上门服务，让刘大成饱受惊吓。但这个寂寞玫瑰显然不是这种情况，而且这名字显然像网名而绝对不是真名，难道有人在网上冒充我？
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她：你怎么不打电话？
我说：我在回忆。
她说：我不相信你了，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打过去。
我告诉了她房间的电话号码。
她却没有打电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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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一会儿，那个寂寞玫瑰没有打电话来，我又想这可能是何从和刘大成玩的什么花样。为了防止事情再度发生，我便关了手机，随便找一位朋友的电话打出去把房间的电话占领。
我拿出电话号码本，找到了一个女诗人的电话。几年前她到沧海市为她们的诗歌杂志拉赞助的时候认识的，三十多岁的女子谈起话来却是一身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当时走了几家企业一律碰壁，她便让我给她找一个可以献身的老板，说既然睡一觉就可以拉来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找也要找一个有品位的人，懂得欣赏自己和自己的诗。我就笑她抱着这么直接的目的和这么高的要求不把人都吓跑了才怪。她说世道浇离人心日下还能怎么办，我说你应该找最土的老板又想附庸风雅的那种，否则在这种层次的城市没人会把水漂打到诗歌杂志上去。我给她介绍了杀猪出身的食品巨头吴老板，还真让她拿了几万块钱走了。
电话拨通，对面是慵散的动静：您好，哪位啊？
我说：可能你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叫方正，沧海人氏。
她顿时来了精神：方正？当然记得，你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北京。
真的？在哪儿？我马上过去，要不你过来，我们好好聊聊。
我笑着说：电话里聊吧，就不要奔波劳累了。
那我明天请你客。
我说：我一早要走的，没时间拜访你，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一边说这话一边想着自己的虚伪，要不是受了一番惊吓我怎么会给她打电话？
她那边还在遗憾：你真是的，非要临走才给我打电话，下次来先通知我啊。
我说：好好，最近忙什么？还在杂志社？
她说：不了，我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专门写那些婚恋情感一类的纪实性稿子，稿费很高的。
我笑笑说：看来你变了。
她说：雪莱说，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我终于明白，诗意属于没有欲望的人群，物欲横流的时代你就必须考虑名利双收。
我说：没想到，一个坚定的心灵净土守卫者居然也会在短时间之内变节，不过也好，啃着方便面写诗不如喝着葡萄酒撰文。我那儿倒是有一群经受过各种感情变迁的寡妇，可以提供丰富的素材啊。
她说：好啊好啊，我现在不仅喜欢钱，更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当然隐私是可以变成钱的，有时间我还要到你那儿去。
我说：欢迎啊，整天搜集素材也够累的吧？可能比拉赞助好一点？
她顿了一下，听声音像是在点烟：累点累点吧，有钱能使磨推鬼啊，一篇稿子能给8000到15000元的稿费呢。不过有时候真正纪实的还不如虚构的命中率高，毕竟生活不如故事曲折动人。
我故作惊讶：原来你们的所谓纪实作品也虚构啊？你都不可信了还让我信谁？
她笑：信你自己啊，自己做的事情总能心中有数吧。
这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说：好了，我朋友回来了，我们有时间再聊，再见。
她还在说：明天我请你吃饭啊。
我说：我明天一早真的就要就走了，下次到我们那儿我请你。
我扣了电话去开门。一位三十多岁容貌端庄身材苗条的女子站在那里。
她问：你就是方正？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问：您是哪位？
她已经哭着投入了我的怀抱。
没有想到，我告诉她的电话号码其实是最准确的线索，细心的她并没有打电话，而是直接赶到了这里。
第二部分第十八章 越压抑越堕落越疯狂
第十八章 越压抑越堕落越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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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沧海理工学院的那个秋天的下午让我一败涂地。
曾经佩服那些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走上刑场的人，当时也想如果是自己也能够气宇轩昂地显示英雄本色。没想到仅仅是宣读一封忏悔书就晕倒在地，把原本的悲壮变成了悲惨。
我说过，其实我的骨子里是懦弱的。
从那以后我就醉心于搜集有关十年动乱的史料。虽然在我的生命中曾经经历过那段时期，但只是幼年的事情，没有真切的感受，更没有真切的思考。我从那些林林总总的小说、日记、回忆录、思想史等等中间有了一些发现：那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很多人都是一次深入骨髓的洗礼，不论是思维、观念还是做法都已经形成了惯性，而且对那个年代充满向往和温暖的回忆。
在大学期间，曾经有一位在“文革”期间专门画宣传画的老师，已经久疏笔墨，后来学校让他画了几张宣传画，他似乎又找到了感觉，便搞了一次画展，到处充满着棍棒和拳头，人物都是满腔怒火的表情……在画展的留言册上，曾经入狱的张教授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时代不会倒转了，请不要勾起我们惨痛的记忆。
这里的娄书记也经常给学生讲起他们从前大串连的情形，每当此时，精神抖擞，目光明亮。
更有意思的是，那年的冬天学校搞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歌咏比赛，我因为停职被娄书记调去帮忙，他对于合唱队的服装问题绞尽脑汁，部主任似乎是讽刺地说：工农兵啊。他居然一拍大腿：怎么不早说？那天晚上，就让学生一排穿了军训时的服装，一排穿了蓝色的衣服、脖子上扎一块白毛巾、戴上建筑工地的安全帽，最前一排最好看，一律在头上扎了一块白毛巾，活像陕北的农民。一出场便引起大哗。他很兴奋，我却悄悄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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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光，杜梅的身体是我惟一的温暖的回忆。每当有机会在一起，她就像一个手法高明的烹饪师，变幻着种种花样为我们做出可心的性爱大餐。而那本恶俗的《笑林广记》就是一道道美酒佳肴的佐料。我就在她的烹饪中享受着罪恶的欢娱，欲罢不能。
回到教研室，我无所事事地神游万仞，当然更多地还是思考自己暗淡的未来，每到此时，情绪又会降到冰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假如没有杜梅，我真的无法想象怎样度过那些日子。
吕教授还是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情打开那个装满恶臭的墨盒，练他的毛笔字，并且不时地哼唱那些独创的旋律。我在心里策划过无数种报复的计划，或许是因为我的懦弱，或许是因为我的多虑，最后都没有实施。
比如我曾经想过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自身，我们三人在场的情况之下，到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或者也给他一个耳光，然后让杜梅作伪证，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但跟杜梅商量时她说别人还是会相信他的话，这是规律，我既然已经成了恶棍，他说我做出什么事情别人都会相信。
我只好放弃。
我们的教研室门是用那种五星锁从外面挂锁的，下班时经常是从门边的橱子上拿锁，出门随手挂上锁好，时间长了就成为一种习惯。中午的时候，我一般是等到吕教授走了才走，但那一天他还在练着字，我走的时候随手锁了门，我没有感觉，他也不知道。
那时候楼上的人都下了班，等他出门的时候才发现们已经锁了，大喊大叫了近一个小时才有人发现。
下午一上班，我就被娄书记叫去，他冷着脸说：你怎么回事？
我并不知道发生的一切：怎么了？
娄书记：你挺会装啊？
我说：什么挺会装？
他大声说：为什么把吕教授锁在屋子里？
我说：我没有啊？
他更加气愤：没有？明明是你干的，今天中午让老人自己一个人在楼里喊了两个多小时。
我想了想，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只好说：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他说：我已经领教了你的狡辩，不会再相信你了，你马上搬到我的办公室里来，由我负责监督你的改造。
我庆幸自己逃过了一次惩处，后来一想，已经不是什么好人了，做点坏事人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从此就不能和杜梅在一起了，心里还是怅然。
很长一段时期，我都在幻想着出现一次意外，抓歹徒或者抢救落水儿童之类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而且保证不再懦弱，或许只有这样我的命运才可能改变。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但这种机遇始终都给了那些注定当英雄的人，没有留给倒霉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