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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总体均势。此后又经过奥地利王位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终于把法国从欧洲霸主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英国还密切关注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它的传统做法也是在这一地区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和取代它的最高仲裁者地位。
总之，英国通过多年的外交与战争的实践，形成了以均势为特色的战略传统，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相互制约抗衡，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同谋求霸权的国家相抗衡的那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正如英国史学家A？J？P？泰勒所言，英国决不在多少还不确定的未来承诺任何事情，而只有待事情发生时再决定采取什么方针。而促使英国采取某一方针的依据只有英国自身的利益。帕麦斯顿勋爵有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也正是由于英国人这种多变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也得到了与“小店主的英国”同样著名的另一个称谓——“背信弃义的英国人”。
无奈的结盟与被动中的主动
英国的孤立政策是建立在其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正是英国的炮舰和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它能够对付和威吓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在欧洲开始执欧陆均势之牛耳，他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又利用英法矛盾使帕麦斯顿在普、奥对丹麦战争中陷于孤立。虽然帕麦斯顿威胁说他不能听任丹麦单独受到攻击，但事实上当普、奥联合入侵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时，他却默认丹麦任人宰割。这就表明欧洲均势开始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帕麦斯顿1865年的去世，特别是1870年~1871年的普法战争，标志着英国主导欧洲大陆均势时代的结束。从这时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四十年间，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向海外扩张，另一方面在欧洲开始调整它在结盟问题上的政策，在尽力保持欧洲均势的同时，由传统的超脱、不干涉原则，逐渐向寻求较为固定正式的盟友方向转化。
尽管此时的英国政府并不像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么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但是英国也并没有因此丧失其固有的主动性。随着一个统一的德国崛起于欧洲的中心地带，从而打破了大国之间旧有的力量平衡。俾斯麦精心编织的联盟网络，力图使德国成为新的力量均势体系的中心和欧洲均势的维持者，而英国对于大陆力量均衡的这种改组与重建，在一段时间内持消极态度。这一方面与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迪斯累利和索尔兹伯里交替主政下，忙于解决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殖民地等问题，无暇他顾有关；但另一方面，在英国人看来，由一个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取代原来四分五裂的众多德意志小邦，对于英国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那不仅会增强欧洲的均势，而且它将有可能充当一个抵制其两翼的俄国和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的重要角色，从而减缓英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英国超越一般欧洲国家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全球的范围而非仅从欧洲大陆的角度看待处理问题；这种战略眼光也是它能够保持主动性的秘诀所在。
俾斯麦下台之后，所有的大国都将目光转向海外殖民地的扩张之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英国成为其他大国的众矢之的。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英国与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同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与德国的结盟愿望也最终落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孤立已远非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意义上的、有意识“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的孤立状态，而是一种孤家寡人、四面楚歌的危险的孤立处境。这里不仅有来自英国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在非洲、远东、中亚、印支和中国的激烈竞争，而且有美国在西半球、德国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日本在中国对英国利益的严重挑战。英国在如此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中将何去何从？英国还能否保持它的主动性？应该说，此时的英国政府，或者说英式贵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将实用主义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英国在对其全球战略的每一个问题做出仔细评估后，妥善地处理了它同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做出让步，以摆脱它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1902年英、日两国就联合对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签订了同盟条约，减轻了它在中国的战略负担；英、法在经过法绍比危机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终于就殖民地问题的争端达成了妥协，并在共同努力避免因日俄战争而可能被卷入一场公开冲突的动机驱使下，于1904年4月缔结了两国协约；英、俄两国又于1907年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议，决定共同携手抵御德国“向东方推进”。经过如此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调整，素来注重实际效果的英国适时甩掉所谓“超脱”的外衣，准备再次投入到继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更大规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帝国的解体与英联邦经验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英国打赢了两场战争，但却失掉了一个帝国。一战后，力量不断增强的殖民地开始要求取得与“母国”平等的独立地位。于是，以英国为核心的英联邦组织应运而生。二战后，大批英国殖民地在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中赢得独立，大英帝国殖民体系行将分崩离析。击败丘吉尔上台的工党政府（1945年~1951年）曾计划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殖民部大楼。最终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原因很清楚，当这座宏伟的殖民部大楼建成之时，剩下来可供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已寥寥无几了。在短短20年里，拥有50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岛屿殖民地了。在这一阶段，非殖民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1946年~1951年，1956年~1965年。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是约旦、叙利亚的自治（1946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是缅甸、锡兰（1948年）和利比亚（1951年）的独立。这些可谓是“在1939年即已基本具备独立条件”的国家。第二个时期，首先是英国从苏丹撤军（1956年），其次是马来亚和加纳的独立（1957年）。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材料，帝国解体的速度之快显然出乎英国政府的预料，1954年由内阁大臣负责并有殖民部次官参与的“英联邦成员资格委员会”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将英属殖民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及中非、马来亚和西印度群岛等3个联邦。报告认为这些地区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独立。第二类为政治发展不确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4个殖民地。第三类为小领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宣称这些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快是伦敦的战略家所始料不及的。在10多年中，上述30个地区即有20个相继独立。到6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已先后独立。
战后最独特的政治风景莫过于英法等殖民大国争先恐后地从各殖民地撤退，甚至“有时欧洲国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更急于尽早给予殖民地独立”，联想到19世纪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热，这种举动确实令人深思。罗贝尔？科纳万在总结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特征时曾谈到：英国从非洲撤退具有“连击”（coup par coup即一个接一个解决）的特征。英国前殖民大臣李特尔顿甚至也认为其政策是“纯粹的机会主义”。他们的总结不无道理。在制定非殖民化政策时，英国的确遵循了两个原则：第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二是不同殖民地采取不同方式解决的原则。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后，英政府最后又不得不放弃这两个原则，加速了政治撤退。我们看到，在处理本国同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在非殖民化这一历史进程中；英国沿袭了实用主义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冷静与务实态度；将其沉重的包袱一个个地卸落；以期与相对衰落的国力和不断下降的国威相适应。
八、启示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衰落，也是因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碍其继续创新，因而慢慢落伍，成为二流国家。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史实：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它的工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是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的中心，它的商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军事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创新性；另外，英国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