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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注册权，但自投石党运动失败之后，这项权利已丧失。
其六，法国历代国王都是敌视三级会议的。特别是波旁王朝建立以后，三级会议几乎被取消。首先，国王认为三级会议这种制度是同绝对君主专制的原则相抵触的。国王的权力来自上帝，他只对上帝负责。其次，国王认为三级会议对王权构成威胁，因此总是力图取消它。即使被迫召开，也要利用三级会议在组织上的各种缺陷，在三个等级之间制造纠纷，阻止它们采取行动，使之不能取得任何有损于王权的结果。
可以说，自三级会议诞生之日起，法国就走上了一条与英国不同的政治路径，18世纪末法国的政治动荡局面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一条草蛇灰线式的伏笔。
四、启蒙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以后，波旁王朝又继续在法国不间断地统治了70余年。在这段岁月中，凡尔赛照旧是舞会不断，一两万大小贵族照旧围在宫廷四周，国王的起居生活照旧是供人瞻仰的盛大仪典，但就在这一如往昔的虚光幻影中，历经了三四百年的绝对君主制大厦却在顷刻之间轰然坍塌，有着千余年悠久文明史的法兰西大地却突然间成为喊杀声震天、断头台遍地的战场与刑场。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值得我们总结与深思。
启蒙运动：书斋里的革命火种
路易十四的法国之所以能够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不仅在于其军队的强大与武力的显赫，更重要的是法国为欧洲树立了一种文明的标准。伏尔泰将其列为世界历史上四个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典范时代之一，而且是四者中最伟大崇高的一个。而按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兄弟的说法：“（那个法兰西）是如此之以其声誉为荣；如此之充满了优雅和一种稀世的美妙——那个18世纪文质彬彬的法兰西——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世界；影响了全欧洲；成为一切民族的一所礼仪学校；成为社会风尚的准则；直到1789年。”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能够继续走在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前列，也与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时进行一系列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有着很大关系。讲到这一点，人们往往会想到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确实这两个事件不仅使法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无可置疑的变化，而且还为法国后来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制度的基础。
如果说大革命是一场使法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政治革命的话，那么在此前发生的启蒙运动则是一场触及法国人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可以说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而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场运动）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 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那么何谓“理性”？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理性”一条中指出；理性除了其他含义外；有两种含义是与宗教信仰相对而言的；即一是指“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一是指“人类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帮助而能够自然达到一系列真理”。启蒙学者所谓的理性就是在这两种含义上使用的。在他们看来；理性是一种“自然的光亮”；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用这种理性之光去启迪人类；去照亮中世纪宗教神学布下的黑暗和愚昧。康德发表于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所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是大革命的火种，而且启蒙思想家们也确实早已预见到这场革命的来临。例如卢梭于1762年在《爱弥儿》一书中写道：“我们正接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那时候谁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伏尔泰于1764年致肖夫兰的信中说：“种种迹象表明，种子已经播下，革命必将到来，但我大概不能是目击者了。”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都曾隐约地看到、甚至希望革命的发生，但应该说革命的进程大大偏离了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最初设想。法国著名大革命史专家阿？索布尔这样评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现在，革命终于从观念的范畴转变成为现实。但革命一旦脱离了思辨的领域进入了形成的生活和历史的领域，这个词便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它激动着人们的心，使一些人产生希望和信念，使另一些人怀有恐惧和仇恨。对长期生计艰难的人民来说，那整整五年是充满着期待或威胁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使所有的人不能不接受它。从那以后，革命这个词始终没有丧失其价值和力量。它引起狂热或仇恨、恐惧或希望，它一直活在我们时代的人的意识里。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卢梭除外）所热望的革命却只是一种彻底的人类思想的革命，是以科学理性取代宗教狂热和政治拼杀的革命；他们的主张是在理性的原则下和平地实行社会政治改革，而不是那种将王权一笔勾销的血腥屠杀，更不是那种导致秩序崩溃的“恐怖政治”。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启蒙思想与大革命无关，可以说正是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人们才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让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双元革命：为法国在近现代强盛奠基的大革命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范例，它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活动，并赋予其思想，以至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成为每一个新生国家建国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列宁如此评价大革命对于19世纪的意义所在：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做到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创始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之为“双元革命”。并认为虽然这场双元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
如果霍布斯鲍姆的论断能够成立，那么就是说启蒙运动、大革命以及之后的拿破仑时代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造就了法国的崛起以及对全球的统治，并使得法国的崛起具有了普世意义。这一点当时就有人看得十分清楚，例如《晨邮报》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时这样说：“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看得更加深刻：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
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在它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类似的革命运动，但毫无疑问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其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其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托克维尔说：法国人在1789年做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做出过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恩格斯也谈到：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其三，革命改变了法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的面貌。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国家与国内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王朝政治，平民很少参与国家事务，更是极少参与国家对外事务。即使在英国等极少数存在议会主权或有半独立的立法部门的国家，对外政策控制权也主要由行政部门掌握。国际政治的操作者们（各国国王、文臣武将、宫廷外交家等）构成了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笔下的所谓“贵族国际”。大革命急剧改变了法国的国内政治结构，并形成了由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最终变更了整个国际政治。而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