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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已是一个模糊的名字了。
记者先向一位著名的摄影记者打听。他拍着脑门说，王小亭，他拍的那幅日本轰炸上海火车站的照片非常有名。不过他接着又说，再多的，也就不知道了。
他向记者推荐了新闻摄影界的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一听王小亭的名字，很干脆地说：“我也并不了解他。不过专门研究中国摄影史的吴群，已经过世了，在《摄影文史》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叫做‘抗战初期最活跃的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
他翻出这一期杂志，念给记者听。文章很短，没有关于王小亭的个人背景，重点是引用蒋齐生主编《摄影史记》中的记载，介绍那幅著名的照片。
“反正我这里资料也很有限，关于王小亭的东西很少，我看吴群也是尽可能搜罗了，就这么些。”他最后说。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大陆关于王小亭的资料确实不多，即使多方打听，“估计也够呛”。因为王小亭后来到了美国，去世则是在台北。
“王小亭那幅照片是因为拍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还知道，其实好多当时的抗战照片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他感叹道。
在他看来，我们的抗战摄影史“缺一半”，因为“我们比较注意八路军这边的摄影，国统区那边的，基本上没有”。
最近一家出版社出了一本历史照片集，他一看，怎么好多照片都是从来没见过的。托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个编者是台湾人，“好多照片人家从台湾弄过来的”。
今人已不了解王小亭，不过哪怕只知道关于他的一点儿信息，就有人被他感动，写出这样的文字：“请记住他，王小亭。一个记录地狱的摄影师。记住他的伟大，他的真实，他的残酷，以及他难以言语的温柔。”
张元济：不可再现的高度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
研究者称，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叶圣陶曾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张元济是大手笔，他妙手偶得的两个词，竟然就成为现代汉语的约定俗成，沿用了近百年。据张树年回忆，父亲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 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至今，“夏士莲”仍是中国市场上的畅销品牌之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王云五：谴责与推崇之间
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40年代后期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要职。
王云五曾经是一个遭到谴责的名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上，他被定性为“反动分子”。直到今天，在相当大程度上，王云五仍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在台湾，王云五却是一个备受推崇的名字。他被称为“伟大的出版家”，为他祝寿，俨然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商务印书馆老编辑陈应年对记者说，张元济和王云五，这两个对商务乃至整个中国出版文化界影响至深的人，在海峡两岸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其实很简单，他们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不同。张倾向于共产党，留在大陆；王当过国民党的官，去了台湾。”
王云五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政治立场与商业习气，但他在民族大节上却是毫无亏欠的。“八·一三”事变后，王云五的房产被日军占用，有瑞士某洋行愿以中立国洋商名义代他与日本人商定租约，王云五的回信是“No trade with enemy（不与敌人订立商约）”。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半年，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复业。馆前悬挂由王云五拟定的激励同人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王云五说过一段很有骨气的话：“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自办比较有点规模的企业，觉着有些讨厌，便首先把它炸毁。我认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会翻身，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极力要把它扶起来……”
王云五晚年自况：“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我们这一代人，对王云五先生曾经很没好感，不止从政治上，更多地是从他们实行的什么科学管理方法，因为不少我所信从的前辈左派文人很不赞成这方法。然而，在改革开放这20年来，我逐步改变了看法。当然，开头是从对管理的看法改变开始的。既然我们现今那么强调管理，据我所知，我们不少地方实行的管理方法，其严苛大概较王云五又有过之，那又何必去责备前人呢？等我进一步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王云五的出版观念，才深深地感到，王云五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人物。”
1921年，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至1946年离职出任政府官员。在商务期间，他曾有一个“四百万”的外号，颇能够概括他的出版功绩。
“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发明的这套方法据称影响了中国文化半个多世纪。1970年，周恩来在与文教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百”是“百科全书”。王云五早年任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曾购得《大英百科全书》一套共35卷，费3年时间通读一遍。自此，编纂中国的百科全书便一直是他的梦想。虽然他最终也未能在商务出版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他的种种努力在业界一直广受尊重。
“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