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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是《万有文库》。王云五主编的这套丛书达4000册，3亿多字，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成功的出版物。《纽约时报》曾在题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炮弹》的报道中，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未曾有之大规模图书。
王云五在台湾倡议博士教育，被尊为“博士之父”。在大陆第一篇冲破“禁区”研究王云五的博士论文中，作者王建辉评价王云五“是中国近代最有经营头脑的出版家”，“他是在大商业时代的文化经营有术者”。
有研究者指出：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的，更是无处可寻。“好在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儿上。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伍联德：留下一片旧时风月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出版家，良友图书公司和《良友》画报的创办人。
报人、作家李辉曾盛赞《良友》，认为在新闻敏感性之外，更凸显了文化的丰富性。“《良友》堪称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即便在刊物如林的今天，它也毫不逊色。而它所尝试过努力过的许多创意，在我看来仍然具有借鉴的价值。”
创办了这份画报的伍联德，在同时代人眼中，是个“有胆识，有魄力，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的人。
年轻时的伍联德颇有“野心”。创办《良友》画报前，他曾出版过一份儿童画报《少年良友》，意欲与当时两大出版巨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儿童刊物一争高下，但读者寥寥，以失败告终。
既然无法从巨头的盘里分一杯羹，伍联德决定另辟蹊径，创办一份前所未有的大型画报。为取得合伙人同意，他允诺，若成功，赚的钱归公司；若失败，赔的本钱由他个人支出。
1926年2月，《良友》画报诞生，第一期就受到时人热烈追捧，数日之内两次再版。但内容涉及过于广泛，编排略显杂乱，也有读者来信不客气地加以批评。主编伍联德闻过则喜，丝毫不为自己护短，把批评原信一字不漏地登出。
伍联德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是中国出版界美术字的首创者之一。商务的商标曾是他的手笔，沿用了多年。《良友》画报封面所用的“良友”两个漂亮大方的美术字，同样出自他手，并一直沿用，被誉为“金不换”。
李辉认为，《良友》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战火前线的现场目击，并不影响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与民俗等相继登场。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突然间百岁老人、教育家马相伯也成了封面人物，确有别出心裁、突发奇想之妙。”
当年，无论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皆有《良友》的踪迹。曾主编过这份画报的马国亮老人回忆，连偏远的云南省也不乏《良友》的忠实拥趸，有读者寄来头发编成的表链，希望可作为订阅的费用，信里还说，如果这不行，他将改寄火腿或大头菜（两者都是云南的著名土产）。
《良友》画报还行销到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是当时“国内惟一能赚大量外汇的出版物”。后来，画报上干脆印上一张世界地图，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良友的销地，并在地图上写着：“良友遍天下”。
《良友》的巨大成功引起商家的极大兴趣，纷纷登门要求刊登广告。当时的编辑们，会凭常识判断，看起来不可靠的广告，一律婉拒；涉及色情、性病，通通不予刊登。以伍联德为首的公司当局认为，广告登出，等于向读者推荐，刊物本身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而《良友》画报，应该是一本男女老幼皆可阅读的刊物，是一本内容健康，能摆在家里而面无愧色的刊物，不允许出现任何有坏影响的广告。违反此点，即使有人出重金，也不为所动。
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赋予编辑部一种权力：如果认为这一期广告太多，占据篇幅过多，而又不便增加篇幅时，为保护读者利益，编辑部可以拒绝刊登。马国亮回忆，凡遇此种情形，经理部和编辑部协商解决，“经理部毫无例外地尊重我们的意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公司的作风”。
徐伯昕：生活书店掌舵人
徐伯昕（1905—1984），江苏武进人，出版家，长期担任生活书店总经理，后任三联书店总店总经理。
徐伯昕是邹韬奋最亲密的战友。然而很多时候，他更像是一个“隐形人”，安静地待在“生活书店”这块金字招牌的光芒背后。
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的老人仲秋元对记者回忆：“我们在学校里就熟悉‘生活’，觉得韬奋很了不起，非常敬仰他，但是并不知道徐伯昕。”
仲秋元说，当时口试自己的正是总经理徐伯昕，不过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知道了这位总经理。1938年、1939年那会儿，生活书店在全国就有56家分店，56家啊！连穷乡僻壤都到了。这就是伯昕领导的，真的不容易。”
1940年，生活书店在重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六届领导机构，对徐伯昕是这样介绍的：“徐先生是本店事业的舵手，十余年来引导全体同仁经过了不知多少惊涛巨浪，才把本店的事业缔造成目前的规模。我们的事业之船在商业竞争的海洋中行进，每个同仁都热烈拥戴这位熟练无比的舵手，是毫无疑义的。”
从1926年起，徐伯昕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邹韬奋曾写道：“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
徐伯昕颇具艺术才华。《生活》周刊的“生活”二字，是黄炎培为周刊创刊时题写的。1932年生活书店成立，需要拟订招牌标准字体，于是请黄炎培再题写“书店”二字，却怎么样也写不出与“生活”一致的字体来。最后，是由徐伯昕仿照“生活”字体，写成了“书店”二字，成为此后长期沿用的招牌。
当时，徐伯昕每天夹着一个黑皮包，里面总是装着很多宣传用的印刷品。邹韬奋说他“东奔西跑，到各处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而他的广告业务，被誉为替《生活》周刊“广结善缘，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
生活书店的老人曾评价徐伯昕“善于经营，长于谋划，但又坚持原则。不发不义之财”。他对所刊广告的限制极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
徐伯昕与邹韬奋的合作，称得上相得益彰。茅盾曾说：“韬奋在政治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生活上却是个书呆子，更不善交际。”而徐伯听长期担任经理，人称“徐老板”，恰恰弥补了邹韬奋的弱项。
邹韬奋避难香港时，曾打算办一份类似《生活》周刊的刊物。香港政府规定，必须有一位“港绅”做发行人，才允许登记，这可难坏了他。据茅盾回忆：“幸而徐伯昕来香港，很快经第三人介绍，结识了曹克安先生。徐伯昕与曹先生一谈就成功了。”
1944年邹韬奋病重期间，徐伯昕亲笔记录了他的遗嘱。60年后，徐伯昕的后人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邹韬奋遗言记要》，与当年公开发表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邹韬奋先生遗嘱》颇不相同。
邹韬奋的女儿邹嘉骊认定，这是邹韬奋遗嘱的原始版本。并且。她还专门著文分析了两个版本之所以不同的来龙去脉。
《遗言记要》有言：“首先恢复书店，继则图书馆与日报。……对政治主张，始终不变，完全以一纯粹爱国者之立场，拥护政府，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能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今天的人们要感谢徐伯昕，是他在病榻前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出版家、爱国者邹韬奋。
“生活书店，邹韬奋如果没有徐伯昕，搞不成这么一个规模。”仲秋元使劲地摇着头，“不可能，没办法的。”
“我们的老师，政治上的引路人，韬奋；怎么办书店，”他拍了拍手边的《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一书，很笃定地说，“伯昕！”
真名士自风流
王瑶：魏晋风度
王瑶（1914－1989）字昭琛，山西平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在中古文学和现代文学领域皆开学界之风气。
2004年12月23日，“纪念王瑶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先放了一段当年王瑶在香港接受后学访谈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好，加之王瑶浓重的山西口音，使与会者们，或拿着事先整理出来的文稿仔细对照，或半扬着头仔细倾听，不时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几位老先生，还偶尔侧身交流数语，相对会心一笑。
“领导文艺的人看问题，他可以允许有一道缝，有道缝，作家就给他搞个洞，就是这样的。搞得洞大了他就不干了……说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一贯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像我们收听那个很远的地方的收音机一样，短波，是有个一贯的东西的，但是一会儿呢，听不见了，一会儿‘哦’———声音大了，突然叫喊一声，声音高得不得了……一个时候强调创作自由，一个时候强调……”
王瑶的嗓音本就有些尖利，说到“哦”时，他似乎又很兴奋地故意模仿了收音机变调的声音，极富感染力。全场都微笑了起来。
“这都是我私人聊天，我在班上不这样讲的，我在国内不这样，国外也不这样，我并不需要创造什么事情。”这样说时，王瑶的语气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