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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如何读钱钟书的信？
？ 孙玉祥
我们读钱钟书的论著和书信时，准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在读他的《管锥编》、《谈艺录》时，钱先生眼界甚高评人甚苛，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可谓悬格森严、一丝不苟！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叫做“钱钟书看得起谁啊”的文章也曾提到：“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显然，经过时间淘洗、如今享有大名的几位学者文人几乎都入不了钱先生的法眼。”于是作者困惑了：“那么，我们就不免要想到，钱钟书先生究竟瞧得起谁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句话，除了其问学请益过的老辈如陈石遗、李拔可等，钱钟书瞧得起谁啊？”如果我们只是看了钱钟书的正式论著或直接批评，这个结论应该是公正的——除了少数几个人外，钱钟书是谁也看不上！可我们要读了钱钟书的私人信件后，也许对这个结论就有所保留了因为在这些信件里，钱钟书先生是一反常态，对受信人是大表佩服大唱赞歌。譬如“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呀，“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正，词锋亦利”呀，“尊文已拜读。非老斫轮不办也”呀，“突奉手札，并惠赐巨著三种，惊喜交并。如许撼九州垂千古之大题目，必须扛九鼎扫千军之大手笔，可谓函盖相称也”呀，等等。再比如“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等等。也许，看了他这样的信，你会觉得：一则，原来这世上还有钱先生佩服的人呀——钱钟书何尝看不起人？！二则，我们一定会以为这些他在信中赞不绝口以至“吹捧上天绝倒于地”的主儿一定是什么不世出的大学者大学问家——起码，是比什么王国维、陈寅恪或张爱玲这些人还要牛的学者或作家。那么，他们是谁呢？大家不妨去看看钱钟书信札——都是些无名之辈。
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钟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
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钟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钟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譬如，在2000年1月《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马斗全就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因为《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作者还津津有味道，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更有意思的是：有个作家因为钱钟书在信中称呼了他一声“兄”而自称为“弟”，他竟也信以为真的写出了这样的妙文：“钱老复函这种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称我这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以钱老成就之崇高而自称‘多好少成’、‘盛情厚望，弥增惶悚’。”（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8日《痛悼钱钟书先生》）这种读信法叫人想起《围城》中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叫禇慎明的哲学家，爱干的活儿是向世界各地的著名哲学家写信致意，在信中无一例外地恭维这些个哲学家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哲学家，照钱先生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中牢骚最大、也最需要恭维的角色：因为论专门的名气，他们不及科学家；而论普遍的名气，他们又不及文学家。所以一收到这不远万里来自中国的恭维信，高兴得险些连哲学都忘了，再一看，这信还算写得通顺，心目中也不知中国自古还有老子孔子之类大人物，赶紧回信，投桃报李地称禇慎明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以示英雄识英雄。然后就拿着这信向同行张扬——“看，连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人承认我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啦！”结果碰车：原来彼此都是这姓禇心目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难免扫兴，再不理这“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了。而这边呢，禇慎明就靠了这第一次蒙来的十几封外国著名哲学家称他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的信四处招摇——“看，连这些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选举我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啦。”大家一看，白纸黑字，就还真信了这家伙的牛皮烘烘，真以为他是什么创始人了！
上面这种读信法当然不可取。因为大方之家都知道这信乃曾国藩之所谓“米汤大全”，当不得真的。更没有必要别人在信中称你一声兄，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哥”了。对此，韩石山先生在《且说钱赞》一文中有很好的分析：“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钱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明：“在研究古代——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文评时，正像在社会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上将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
还有人对钱钟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比如吴中杰先生就在《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这么写到：“有的学者（大家看是不是钱钟书——笔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把此等书信编入。”吴先生还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