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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下轻生乐死的（但是他自己却从不轻生乐死）。像马可·波罗说的故事至今还在世界某些地方不断上演着，而且做得比古人更加卑鄙恶劣。
不说别的，单是这个荒诞的插曲也就大可玩味，所以我以为《马可·波罗游记》是值得一读的书。
拉一车理想
？ 李明月
年轻时拉着一车理想上路，当我们被生存的种种方式消磨了，那些沉重的理想，放弃在山洞里，再也没有出来。
从古罗马吹来的清风
？ 林 谷
塞涅卡生于公元前3年，卒于公元65年，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是“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但从他一生的文字成就来看，也可以说是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以后最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塞涅卡在政治上曾几度辉煌，但也充满悲剧色彩。公元54年，尼禄正式即皇帝位，塞涅卡以帝师资格成为新帝的主要顾问之一。公元65年，塞涅卡终因涉嫌参与谋杀皇帝的活动被判处死刑。
塞涅卡一生写了很多书，涉及的范围也颇广，有人说他“把手伸到了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切实际领域”。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有《美狄亚》、《俄狄浦斯》、《特洛伊妇人》等十部悲剧，一篇政治讽刺文章《变瓜记》与研究自然现象的《关于自然界》外，便是那些给他带来很高声誉的伦理哲学著作了，如《安慰》、《论天命》、《论智者不惑》、《论忿怒》、《论悠闲》、《论宽恕》、《论心灵的安宁》、《论生命的短促》、《论幸福》以及那部由一百二十四封信组成的书信集，也就是本文要着重介绍的这本《面包里的幸福生活》。《面包里的幸福生活》系由罗宾、坎贝尔的英译本（Letters
from A stoie）转译过来的，因英译本是选译，中译本收书信四十二封，仅占全部书信的三分之一。虽然不能窥其全貌，但也足够让我们精神上享受一番了。
塞涅卡的信都是写给他的朋友吕西里阿的。话题关系到人生各个方面，诸如读书、友谊、生活方式、哲学、旅行、演说、幸福、疾病、死亡、贫困、灾难、命运以及创新、文风等等。
人类历史上充满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人民经受的痛苦难以尽书，如何正确面对灾难，是人类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塞涅卡在《论灾难》篇中提出的主张与中国古训“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十分相似，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不想被仿佛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所压倒，不愿被它震得麻木不仁，那么就应该不仅估计到一切通常发生的事，还应估计到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我们需要以彻底理解的方式来正视命运。”他谆谆告诫人们不要陶醉于已有的成就和繁荣，而是要预先作好各项工作以防患于未然。他说：“欢乐中有痛苦之源，太平盛世会出现战争的苗头，护身的堡垒会变成惊恐的根由；朋友成了敌人，盟邦成了敌国；夏日的宁静会被突然而至的比严冬时节更为暴烈的大风雪所搅扰，在根本没有敌人的状况下，我们可能遭到只有敌人才会给予的一切摧残。过度的繁荣如果没有其他各个领域与其配合，只会是自掘坟墓。”从屋大维至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公元前27—公元180）是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塞涅卡正好生活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早期。但这位智者并没有一味去歌颂盛世，粉饰太平，而是冷静地把生活真相揭示给人们看。
塞涅卡是一位掌握过很大权力的高层贵族，但从他的书信里我们却看到他性格中颇有人情味的一面。如在如何对待奴隶问题上，塞涅卡便与其他贵族有很大不同。他在一封专谈奴隶的信中（《论奴隶》）这样写道：“‘他们是奴隶’，人们说。不，他们是人。‘他们是奴隶’，但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底下。”他还劝告吕西里阿不要只是在罗马城或元老院里寻找朋友，其实朋友（指奴隶）就在你的家中。塞涅卡关于奴隶也是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世所称道。被西方称为“三千年西方思想的第一部指南”的巨著《西方思想宝库》（Great
Treasury of Western Thought）就收录了塞涅卡有关奴隶问题的言论。显然，编著者是把塞涅卡的思想当作西方人文主义源头之一来看待的。
到意大利旅游观光的人，大概都会去看看那座圆形庞大的古罗马竞技场遗址的，站在那阴森森的角斗场中，仿佛还能听到角斗士（他们都是奴隶或囚徒）殊死拼杀的声音。塞涅卡对这种惨无人道的竞技游戏十分反感。他说：“人类早年的一切竞争，与这里的格斗相比，倒显得宽厚仁慈。”塞涅卡厌恶令人恐怖的东西，他如果还能活到现在，他肯定会是一位颇有号召力的和平主义者。
这段文字并非周作人所写
？ 徽 人在《书屋》众多的作者中，林子明先生的文字我是很喜欢看的，所以，收到《书屋》2004年第12期，在目录中看到有林子明先生的大作《物哀叙事》，我便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
看完该文第一段，我就产生了强烈的预感，作者肯定会引用周作人所偏爱的那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果然，在该文的最后，作者引用了周作人所喜爱的那段话：“周作人曾就东京留学生涯写了一段怀念文字：‘……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是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再（此为误植，应为雨——笔者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事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这段话，周作人极为喜爱，曾在自己的书中反复引用。笔者也很喜爱这段优美的文字，若干年前，笔者在读《知堂回想录》时，曾一字不漏将这段话抄在笔记本上。不过，这段话的著作权不属于周作人，而属于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
永井荷风在所著《江户艺术论》第一篇《浮世绘之鉴赏》中曾云：“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尔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是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事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1〕注释：〔1〕引自《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英王乔治三世称乾隆皇帝为“兄弟”
？ 卫撄宁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最有趣的史料之一，莫过于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书信：“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作者阿兰·佩雷菲特不无讥讽地写道：“自称是乾隆的兄弟和朋友——这位惟一的天子难道会有兄弟和朋友吗？寥寥数语中竟有如此多无法原谅的失礼之处！”他的解释并没有错，因为乾隆皇帝在听说了这封书信后的反应是愤怒：“朕意深为不惬。”
礼仪上的误解，正如佩雷菲特想要表明的，显然只是表面现象，而非深层原因。然而两百多年后，读者或许有兴趣问，仅就这封信而言，乔治三世对乾隆称兄道弟，是否因为他太轻率了？佩雷菲特这本书面对的读者是西方人，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再解释什么；而中国读者不得不研究一下西方的风俗礼仪，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文艺复兴后期，欧洲各国的文学逐渐从拉丁文学中独立出来，拉丁语越来越局限于天主教会的通用语言。各国君主之间的通信，称呼一般是“表亲，兄弟”。这在伦理上大致说得过去，因为欧洲王室之间彼此通婚，君主之间姑表姨甥的连带关系之错综复杂，不啻一张大蜘蛛网，常叫研究家族史的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总之，两个君主之间的亲戚关系是免不了的，不同只在远近以及家族的贵贱有别。而在政治上讲，各主权国家的君主彼此独立，虽然许多小国受几个强国影响，政治上为其操纵，然而礼仪上却讲究彼此平等。作为一种贵族的头衔，“国王”这个称号永远不变，就是国土已经丧失了也是如此，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就曾经写过七个丢掉了国土的国王。只有君主逝世时没有后继者，或自己同意退位，国王的头衔才可能丢掉。例如，拿破仑在打败奥地利后，就曾强迫哈布斯堡家族签署同意放弃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权的协议。这一协议在拿破仑败亡后仍然有效，所以后者不得不建立一个“奥匈帝国”来过过皇帝的瘾。
那时国王给臣子写信，通常的称呼是“亲爱的某某爵爷”；“亲爱的朋友”已进了一层，最尊贵的称呼，就是“亲爱的表亲”了。乔治三世为了突出马戛尔尼的地位，用的就是这种称呼，因此完全可以按中国的习惯译为“王舅”。国王不会随便称一位臣子为“表亲”，这意味着对臣子地位的拔高，仿佛臣子具有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一称呼当然不是在向中国皇帝炫耀马戛尔尼的权势，而是暗示马戛尔尼是国王的亲信，乾隆皇帝因而可以放心与之打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