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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怕也沉默吧。一九七三年我听南昌郊区来人说，亲见邓小平镇日在被迫蛰居的院子里负手踱步，团团转，小孩跨墙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声，继续走。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不是说不像，而是如今叙述七十年代的人即当年失学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闹的青春戏，竟可以是天堂。
谈论七十年代就是谈论文革。我们迄今尚未获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识，尤难找到准确的语言——西方反刍历史的思想工具，嫌太丰富：譬如汉娜。阿伦特剖析纳粹文化，头头是道，以赛亚。伯林痛陈民粹主义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广——他对阿伦特不以为然——在海德格尔、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那里，同一历史公案持续展开强劲的道德纬度，紧张而饱满？8943。然而西方的训诫总难契入我们的痛感，更与中国七十年代的灾相与祸源，大有所隔。我读《古拉格群岛》和奥斯维辛的故事，无话可说，然而劳改营和焚尸工程，毕竟呈现为一种人类罪恶的「行政架构」和「专业景观」，足使后人的指控有根有据，揭示历史脉迹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国人三十年来的浑浑噩噩若无其事，简直亿万活神仙。
而纳粹与前苏联的罪孽在西方无论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与锐变的大前提——旧时代的账目远未结清，簇新的时代改头换面，出发上路了：这伟大的民族真会「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寝陵停在首都心脏，供人瞻拜。。。。。。中国人的不治而愈，不愈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类似的历史修辞，他们没有。而中国修辞的古老历史，及这修辞所能涵括的道德与人文，自先秦到民国，经五四开裂，也还残破苟延至于五六十年代初，进入七十年代，行至终点，彻底溃灭。
此后，种种「底线」的大规模丧失过程，于焉开始，直到现在。现在，这民族的万般活力与事功，已令世界瞠目，这倒是幸赖七十年代的大教训与催逼，然而，图强求变的活力，和国家的元气，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这样地将七十年代匆匆表过，淹在书肆里，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岁月人事，如何打发？那都是历史的坏账滥账糊涂账，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后果的后果，我们活该世代幼稚——实在说，七十年代的人质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众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并抓住每一种理由，对内心说：忘却七十年代。
不是么？有关文革的讲述久已在芸芸多数那里，乖悖时宜，我听说近有高端学术论坛中的少壮豪杰，西装领带，当面申斥在场人士省思文革的发言。难怪，这类国家主义逻辑，早经根植于将历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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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露，翠岭，鹧鸪声从深壑间歇传来，灯油尽了，熄灭前，火苗忽然那么一亮，轻轻炸响，还有，雨后暴涨的山溪——在私人记忆中，我从未停止怀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浊纷乱的描述，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优美体验，全在那十年。甚么能替代一个人在少年时分的所见所感？当我躺在板床上凝视法国巴比松派的风景画片，村口的大樟树亦如画中那样，亭亭如盖；油灯下读到《战争与和平》片段——罗斯托夫的弟弟与军中少年在雨夜摸索行走，彼此看不见，颤声叫道：你在哪里？—— 我游目出神，窗外也漆黑一片。而村头的溪，蜿蜒出山了，汇入两条宁都县境的清流，单是名字就多么好听：琴江与梅江，「秋来江水绿如兰」。
刻划承平岁月的种种恶，容易，讲述罪孽时代的片刻欢悦，很难，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说，另有田园诗意，而自强的过程日后总会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时段是在青少年时代，倘若争气，赔得起，看得开。回顾七十年代的艰难是在个人遭遇和政治事件、青春细节与国家悲剧，两相重叠，难分难解——这篇长稿的命题不是私人履历，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赣南或苏北兀自怀旧。好在是十六七岁上遭遇流放，不懂事，仅有命运的触觉。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这题目，是为我辈侥幸，也为那时代无数被吞没的人。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下乡第一年
发布： 2009…4…10 05：43 ｜ 作者： 朱伟
一九六八年初中未毕业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下乡，七八年回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编辑，八三年至九三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编辑室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九三年创办《爱乐》杂志，九五年起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的七十年代开始于一九六八年。
这一年九月十日，我还不满十六岁，就完成了从一个孩子向成年人的过渡。这种过渡，是从去向父亲告别开始的。当时父亲正被隔离审查，而我已经穿上了建设兵团发的一身崭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在那个年代，穿这样一身军装，自然有一种英气勃发的气派。其实这军装不合身，很肥大，到全家合影时，姐姐只好以一个夹子来固定我瘦瘦的脖领。
我至今记得与父亲告别的那天下午。父亲被隔离的地方，在看守所的东侧，看守所高墙下有一个蓝球场；我在西斜的阳光下穿过球场，父亲则从一个很小的门洞走出来，似乎在躲避阳光。在我至今仍然痛楚的回忆里，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而是儿子在向父亲表达一种父子割裂的决心，一边是一个内疚的父亲，一边则是一个鄙夷父亲历史的儿子。在我心里，父亲和他的历史，就像一根束缚着我飞向光明的绳索，我的建设兵团之行，就险些由于他的问题而通不过政审。最后，是在我的坚决申请下，班主任说了很多好话，领导才额外放行。我由此意识到，只有从这绳索中挣脱出来，才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和未来。那是一个可以轻易决裂的时代，亲情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可是实际上，父亲所谓的历史污点，只不过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局里，做过一个比科长还小的管事员——课长。而能当上这课长，只不过是因为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双手同时在算盘上运算。
母亲躺倒在床上，只有哥哥与姐姐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开动前站台上一片凄厉的哭声，千万人之哭，一下子汇为一体。在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告别的份量——三天三夜火车，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辈子就再也不能回来。不过火车一开动，更多的却是激动与神往。那种激动与神往，是由《好儿女志在四方》这首歌的歌声所引发的。那是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之歌》的主题歌，一片片黑土被犁开，变成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中豪情已经成为现实：正是由于我们的军垦，今天的黑龙江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成为一块在粮食战略储备上让亿万人安心的基地。
也不知怎么，现在越来越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这一段生活弥足珍贵——那么多来自各方的男男女女集聚在一个个知青点，许许多多穷乡僻壤几乎都被来自各大城市最有活力的千千万万青年所占据。这是城市对农村的包围，是另一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键是，那时候的我们，都是那样年轻，年轻单纯到如一张张白纸。那是一种只有毛泽东的气魄和远见才写出来的历史，以后不再会有这样纯净的青年，不再会有千千万万青年经受这样从身体到精神的磨炼，也就不再会有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运送我们的火车专列从上海开出，直达嫩江。待下车集结的时候，正是黄昏时节，车站广场上一片生气勃勃的草绿色。形成对比的是，运送我们去农场的崭新的兜棚卡车，不是草绿色，而是天蓝色。上车后开始觉得冷，然后在颠簸的路面上各自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听说车正经过小兴安岭，大家争先掀开棚布向后望，可是除了看到一对跟一对爬行着的车灯，黑黝黝的，甚么也看不见。
我分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师第一团，编号为建字一○一，正处在边境线上，很值得骄傲。卡车到了团部，换成胶轮拖拉机，突突突喷着黑烟，拉我们去连队。这种拖拉机叫「二八」，大约是因为具有二十八匹马力吧。到连队的沙石路还是当年日本关东军所修筑，一路坑坑洼洼，拖拉机就不断剧烈地摇头甩尾。连队在一个山岗下，站在岗上看出去，大约有十来栋砖房、草房，每栋房的屋顶，都有起码有六个烟囱，非常醒目。傍晚时分，每个烟囱冒出的烟都无忧无虑地裊裊上升，与晚霞连接在一起。
土房是拉合辫的墙（将草拧成辫，甩上土），泥地，屋里有两铺炕，中间隔着一堵火墙，连着火炉。宿舍以班为单位，班长副班长都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兵。班长有家，我记得他请我们第一次到家里，吃的是煨熟的刚出土的土豆，蘸大酱，我第一次感觉到，土豆原来那样好吃。副班长睡在炕头，他喜欢拉二胡，还好喝两口小酒。
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