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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连队的第一件事，是装点宿舍。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三个自然成为核心，他们是上海少体校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两位打网球，一位打篮球，各自带着网球拍、羽毛球拍与篮球。其中打网球的余海星，是核心的核心，他带来了各种广告色，有绘画才能。他用广告色在窗玻璃上画出屯垦戍边的标识，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我们于是都为拥有这样一扇美丽的窗户而自豪。
到连队后没多久就是十一。前一天连队杀了牛，这天是两顿饭，早上开饭结束了连续半个月没有肉的伙食，食堂里香气扑鼻。大家争着每人都买两三个红烧牛肉，狼吞虎咽，结果到晚上，几乎人人都肚子疼得不可开交，随后争先恐后上厕所。那厕所一到晚上就一团漆黑，蹲在里面的人，必须以咳嗽警示，以免被匆匆进来小便的人滋着。
那是一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第二天食堂就开始被清查，追究有没有阶级敌人投毒。查来查去，不了了之。后来才闹明白，原来是食堂急着让大家吃上肉，肉没有炖烂就出了锅；尽管大家一个个都有朝气蓬勃的胃，但是也无法消化如此之多的没有炖烂的肉，这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吧。
过了十一就下雪了。我们把有两层窗户的窗缝都用报纸封起来，中间铺上木屑，还插上树枝养鸟，鸟在其中喳喳乱叫。窗户上有了水气，日渐污染着窗玻璃上的画。到十月底，第一次领略了暴风雪，那种凄厉的呼啸持续了一夜，真是惊天动地。第二天醒来，宿舍的门被厚厚的雪封住，推都推不开。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们能干的，只不过是维持生计。所谓生计，一是取暖，二是用水。那时除食堂用煤，我们每个宿舍都是烧柈子取暖，要进山砍树，拉回来先锯成段，再劈开成柈子。而水，一到严冬，营区里的井都枯了水，只有沟底的那口深井还没干。到那井去挑一担水，要爬二十多分钟的漫坡，来回地换肩也还是不堪重负，于是每逢轮上挑水，都成了对我最大的考验。井台上结满了冰，只留一个寒森森的冰窟窿。一担水挑在肩上，因为个子矮，前后两个水桶里的水，都会不断泼洒出来，洒在裤腿上就变成冰。等挑到宿舍，一桶水变成了半桶，棉裤则完全变成铠甲。这样挑水实在困难，后来就换成以牛车或拖拉机拉着水罐去拉水；一个人管摇辘轳把打水，一个人往车上提水，再一个人将水倒进水罐。无论提水还是倒水，一桶水都会洒掉三分之一，洒在身上，棉衣棉裤都是冰，进屋前必须将冰敲掉，才能把衣裤脱下来，至于脚和鞋，肯定就冰冻在了一起。
仅第一年，我们就不知烧掉了多少树。树最多的地方，是当年日本关东军遗留的一个飞机场，那里的白桦树，齐齐整整，都有碗口那么粗，在皑皑白雪中一排排密密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宁静。从连队到飞机场，马车要走两三个小时，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坐在车上，风像刀割一般，帽耳上很快结成了霜。口罩是不能戴的，一戴上，眼睫毛马上也会结成霜。最要命是冻脚，我们用一晚上在火墙上烤得暖暖的毡垫，很快就变成了冰，于是就必须下车跟着马车跑，以防脚不被冻坏。跑暖和了，上车坐一段，待冷得受不了，再下车跑。那时候，寒冷可以冷到那样的程度——吐口唾沫，到地上马上就变成一个冰珠。
砍树的斧子都磨得飞快。砍树的窍门在于一斧接一斧，顺着刃口，不断形成斜面，再将斜切的木片劈飞，使斜面步步深入，以撼动树心。而我抡起斧子，经常一个斧刃对不准前一个斧刃，还经常把斧子头和斧头把连接的地方砍在树上，自己的虎口震得生疼，斧子把也被折断。
中午吃饭，是自己带来的冻得硬梆梆的馒头，还有咸菜。馒头吃之前，要用树枝点一把小火，把冻馒头在火上烤，但是常常的，谁也不耐烦等到馒头完全烤热就吃上了，往往外面已经焦了，里面还有冰碴，不过也不在乎，反正另外能够就着馒头吃的，也还是雪。那雪看起来雪白，其实里面积存了大量尘土，所以化在嘴里，总有一种白桦树粉的气味。如果把它们放到铁桶里化成水，那水总是黑的。干一天，等到砍够了一车木头，马车上堆得高高的，再上去下来，就变得很困难；坐在这样的柴禾车上，最好的办法是将脚埋在树枝里，马慢慢走着，路变得不再颠簸，高高的柴禾堆随着路面来回摇摆，我们就像睡在了摇篮里。
我当时在班里最小，年纪最小，个子最小，人也最瘦弱，在严寒下每天冻得鼻涕邋遢，狼狈不堪，砍树的业绩也差得毫无自尊可言。于是我被剥夺了砍树资格，留在宿舍里劈柴烧火。在当时，这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等于你缺少了别人都有，可是唯独你没有的一种重要的劳动能力。
负责劈柴的，其实另有其人，一个被监管的朝鲜族老兵，是所谓「朝鲜特务」。我记得他姓朴，每天只穿一件部队发的军绿色球衣，不停地举着斧子在那里劈柈子，劈下的柈子都堆成了山。我的工作，是把柈子抱回宿舍，码在一进门的地方。白天，大家都出门砍柴、拉水去了，我就成了烧炉工。工作主要是保证晚上的柴禾，打扫卫生，保证炉火不灭，还有一壶壶地烧开水，灌满全部的暖瓶，再就是到偏近黄昏的时候，开始烧炕。每天晚饭后，是宿舍里最热闹的时候，没条件洗澡，大家只能围着火墙擦身。一个个都脱得仅剩一条裤衩，打半盆水，先把脑袋整个埋在水里，呼噜呼噜，水溅得四处都是；那水溅在烧热的火墙上，就冒出带石灰味的水气。然后，一块毛巾，从上擦到下，擦下身时候都是工步，毛巾整齐地在裤衩里来回地掏。擦完了，纷纷展开双臂，靠近火墙热烤，烤到浑身舒展，那是最惬意的时候。擦干净后上炕，下棋打扑克，吹笛子吹口琴，侃山聊天，各不耽误。红灯牌收音机是唯一连接世界的纽带，有时候能听到一个极为低沉的声音，「这里是红旗广播电台」，于是就赶紧转台。
这样的室内浴，洗完往往一地的潮湿，同时屋里开始瀰漫出各种臭味：火墙上开始挤满各种鞋与鞋垫——都需要靠暖暖的火墙烤上一夜，第二天穿上，再走进严寒之中。烧炉工最美好的时间是在晚上：歇灯号吹过，大家很快就都熟睡了，于是世界就会变得特别的静。这时候你的任务，是保证炉火不断熊熊燃烧，反正门口有的是柴。搬个板凳，面对炉膛，看着那些白桦树的柈子滋滋响着冒水汽，美丽的桦树皮在火中渐渐卷起来，被烈火吞噬，变成熊熊燃烧的一部分。对着炉火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是最美妙的——那火光就在书页上跳动。那时流传的是大家从家里带来的书，五花八门，我最难忘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厚厚的《马克思传》，以及一本厚厚的《朱可夫传》，不过记不大清是不是那一年冬天在炉火前读到的了。
烧炉工最值得炫耀的，是把火炉的炉盖烧成通红透明。这时火膛里，炉火愤怒地轰鸣着，就像奔驰着火车。炉盖透明得像要融化。那时候，屋里温度就会很高，窗玻璃上的冰霜全都融为水，进入梦乡里的人一个个舒服得四仰八叉，全不盖被子。走到寒气凛冽的室外，是宁静的冰天雪地，月亮清寒，就像一个大冰盘，抬头看月色下烟囱里散发的紫色的烟，实在是另一种的美丽。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尽是田园。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紧张之时，我们地处中苏边境，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任务是挖出「苏联特务」。周边晚上的荒野里，经常会升起很多信号弹，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传言最神的是关于七连的。七连驻地是山神庙，那里本是日本关东军面对苏联最近的一个兵营。据说当时关东军有「大大的山神庙，小小的哈尔滨」的说法，所以这里战败后留下了几百栋成片的营房。这些废弃的营房全部只有房架，没有了房顶与门窗，苏联红军驱除关东军后，把可用木料全部拆除运走了。这些废营房里出现的信号弹很密集，据说信号弹是定时自动发射，所以围剿总一无所获。当时最毛骨悚然的传闻是，巡逻人员走到废房子里，不见人，却有还未燃尽的火。关于信号弹问题，至今仍然令我不解：如真有特务，当时的信号弹除了恐吓作用，又有甚么意义呢？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还是为了与清查较量？
因为形势紧张，夜晚增加了轮班巡逻，主要任务是保卫麦场。麦场上有几个大粮囤，积存着秋收的全部果实，拖拉机与各种农机具也都停在那里。农业连队没有枪，值班的两个知青只能空手徒步巡逻，现在想想也觉得荒唐。除了冷，还有在黑黝黝的凛冽寒风中的恐惧。我清楚记得，有一位北京知青在一次夜巡中与我同班，他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子弟，说话瓮声瓮气。他似乎是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一定不要在明亮的地方走，在暗处，别人就在明处，我们就处处主动。我们于是就专拣暗黑的地方走。他又说，两人一定不要并排，并排危险的概率就太高，我们就彼此拉开距离，可是越拉开距离，就越觉得身前身后都是声音。夜里很静，踩在结了冰的雪面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巡逻时候，最温暖是从麦场走进亮着昏黄色灯光的马厩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时候那些马都把脑袋伸在马槽里，安静地嚼着夜草。到值夜班的马厩的火炉边坐坐，有时能吃到烤得香香的老玉米。
随着一批哈尔滨工读学校的学生到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升级了。在批斗会现场，他们搬了个窄窄的树墩子，让有嫌疑的所谓「特务分子」摇摇晃晃地站上去，然后一脚将树墩踢翻，看着他们仰面摔倒在地，再上去拳打脚踢。后来，「特务分子」越扩大越多，先是牵连到睡在我们班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