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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满一岁的孩子不知所终。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但依然震惊于眼前的这个男人，算来不过四十五、六岁，却看上去比大他十岁左右的郑先生苍老许多，完全是个被生活压倒的老农。
郑先生的妻子在城里另一单位分得两间平房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边。我回到屋里，告诉舒桦我得送他们去见亲人。舒桦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从屋里出来时，她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郑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浑然不觉，习惯性低头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这从云南颠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进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一路吭哐作响，墙上随处可见褪色残存的革命标语。郑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来京，当我们掀开门帘时，他呆住了。我告辞离去，走出胡同口，方觉饥肠辘辘，赶紧找一家小铺买炸糕。长达二十多年、没有眼泪的重逢，重击在心，使昨夜显得不真实而荒唐。不久舒桦来电话说不能和我去看海时，我已平静而空落落的。
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
李大兴 1980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根据高考成绩保送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1989年秋远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白天上班，晚间以诗文自娱。
黑画风波
发布： 2008…11…21 10：17 ｜ 作者： 范迁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