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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成绩和缺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巨大的勇气，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把许多问题讲得更清楚了，解开了人们思想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其中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口头报告中关于经济形势及错误产生原因的两个“三七开”。然而正是这些话，正是这个口头报告，使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
上面这些话，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即使从当时来看，也没有超出刘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范围，更没有超出按照毛泽东指示起草和修改的“书面报告”的范围。那些最刺耳的“天灾”、“人祸”的话毛泽东也曾说过，只不过毛泽东认为“人祸”更多地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罢了。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更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因此刘少奇称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甚至要总结十年。这充分体现了刘少奇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他的一种深深的矛盾心情。
我们如回溯一下经济困难时期以来刘少奇的讲话，对他的这种苦心和矛盾心情就体会更深了。
从1959年庐山会议时起，人们对“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就怀疑颇多。刘少奇从会前、会中到会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正确进行了解说。
1959年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正确的领导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有时搞得高一点，有时搞得低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我们的错误同路线错误不同。方针错了，那是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路线错误，是不容易纠正的。
1959年9月9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有右倾思想的人认为，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绝对正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见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有一个时期“左”一下，有一个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过正，不偏就纠正不过来。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错误，但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
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是反复重申“不是路线错误，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的话。
作为中共中央主持第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刘少奇一方面认为必须要正确认识问题，迅速纠正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要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维护毛泽东提出并经过中共中央通过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十分明显，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的，是维护的。
但对刘少奇的这种维护，毛泽东并未有所领会，留在长期记忆中的却是刘少奇讲话中一些他所不满意的话。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弊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对此，广大与会者都表示热烈欢迎，群情高昂。
毛泽东提议当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开好“出气会”。1月30日上午，各省召开动员会，要大家打消顾虑，趁热打铁，把“气”出完，重点是对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评。晚上，毛泽东又在各中央局书记会上，对如何开好“出气会”作了指示。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法。在没有认识必然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中国的民主革命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他从认识论角度为“大跃进”中犯错误、缺乏经验所作的一种开脱。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花费了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进行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三面红旗”，毛泽东并非仅仅从理论上论证其正确性，他也有自己的事实根据。他曾亲自询问过一些地方干部，大家都说在中央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制定执行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他还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作过调查，林克后来在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张素华采访时曾说：“我们是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