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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檬痹担骸拔颐鞘�1961年初下去的，当时到了农村，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了一样。仅半年时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农民吃得饱了，又开始打院墙了。我们下去的时候，猪肉五六元一斤，回来时不到一元钱一斤。半年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那时整个经济状况还没有彻底恢复，但的确是好转了。我看毛主席的看法是有他的根据、他的估计、他的分析的，是有点来源的，是作了点调查的。”所以，毛泽东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更不许否定。他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将来我拟写文章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而刘少奇在口头讲话中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或者说支持得不够坚定，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以其渊博的知识、独有的幽默，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然，毛泽东重点是批评某些省委干部作风不民主，而对于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作风不民主却大而化之，没有作更多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部分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要通过“三面红旗”来确立，而反对“三面红旗”。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直接反击。再联想到随后八届十中全会开展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是不是可以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有更深的理解呢？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从原则上讲，这些话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只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地注意。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在我党历史上，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步确立了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刘少奇成为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可以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或者说分歧并没有公开化。而这次在“七千人大会”上，彼此间的分歧是真正产生了，并且对随后双方个人的命运乃至国家的命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在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不能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林彪独具匠心，认为犯错误是“付学费”】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这里不能不交待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该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其“精华”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新颖别致！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又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非同一般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把这个“三种思想”说与刘少奇的一“左”一“右”之说相对照，的确是颇令人回味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邓小平在1980年4月就曾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讲这话是比较客观的。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独具匠心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所图了。林彪故意制造个人崇拜，讨取毛泽东的欢心，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是将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了“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把毛泽东历史上起过的重大作用加以神化，说成一贯正确而且永远是正确的，并结论说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干扰的结果，这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会后，毛泽东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3月20日，毛泽东又就修改林彪的讲话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