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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说，一天，辜鸿铭到高姓学生家做客。席间，一位年轻的丫头给他倒茶续水，那个丫头长得平平常常，只是那对金莲实在可人，而它所散发的浓浓烈烈的“异香”，更令辜鸿铭陶然心醉。在学生家的几天，他对这个丫头赞不绝口。那位高姓学生心领神会，以为先生欲讨去做姨太太。于是，过了几天，高姓学生让这个丫头梳洗打扮，干干净净地将其送到辜家。老辜一见到这个丫头，就像瘾君子见到鸦片那样，立刻把丫头领入卧室，把她的一双小脚抬至自己的鼻子下，使劲地嗅吸，可就是嗅不到那股“异香”。霎时间，他兴味索然，变色道：“把她带回去吧！”高姓学生和那个丫头都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究竟什么地方开罪于老先生呢？后来回到家中，前前后后地仔细思量，才弄明白，千错万错，全错在洗脚也。
他的这种怪癖，世人多所诟病，只有他的福建老乡林语堂似以回护，大意是说：“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所不同的是，他与辜鸿铭恰恰相反，喜爱大脚“天足”。他赞美赤脚的快活灵便，轻松自如，“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毫无疑问，林语堂比辜鸿铭更爱清洁，其“癖嗜”也更文明得多了。
穷 途
五四运动爆发后，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甚至在日本人办的《北华报》上发表文章，诅咒学生运动。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将中国的事情拿到“夷人”报纸上说三道四。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当面向他质询：“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后很欣赏，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到底是何道理？”这下，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只见他铁青着脸，将眼珠瞪得大大的，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哆哆嗦嗦，闪烁其词：“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秋风扫残云般地卷席传统文化。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924年10月，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正式到东京讲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算来唯有辜鸿铭。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他说：
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不容于中国，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国汉唐文明，卓立于当世，惜后为夷狄所蹂躏，仅在江浙边域，犹残存宋代文明。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
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不仅仅表现为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认同，其中还有另一奥秘，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吉田贞子，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这种思念之情，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了亲和感。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辜鸿铭还天真地幻想，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共同复兴东方文明，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他在日本期间，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在东京、京都、大阪、神户、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所讲内容为：《何为文化教养》、《中国文明史的进化》、《日本的将来》、《东西文明异同论》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等。
辜鸿铭在日本很受礼遇，很多地方请他去作讲座，大东文化学院还聘请他为临时教授，讲授文化比较和语言学等课程。大东文化协会还聘请他为比较研究部部员，研究的课题有：《政治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什么是民主？》、《纲常名教定国论》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等。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成为东亚强国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学习了西方的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儒家的精神。辜鸿铭尤为看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所包括的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韧等封建道德，被他称之为中夏精神。“中夏的精神在被夷狄侵犯以后，离开了中土。但中国文化的道德却留在了日本，日本的武士道正是这一点。”
辜鸿铭对日本所彰显的军国主义倾向虽然也有所警惕和批判，然而却是苍白无力的，甚至是天真幼稚的。他奉劝日本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万不可走欧洲军国主义之路，以致扰乱东亚秩序。至于日本何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他强词夺理地说，那正是日本近年来“西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好战尚力的弊病传染给了日本。“人们常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把日本军国主义化的不正是欧美吗？”他还糊涂地把日本入侵中国，比作是兄弟阋于墙，是自家内部的矛盾。这也就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把辜鸿铭的言论编成《辜鸿铭论集》，大肆宣传，使其成为他们“大东亚文化建设”的理论根据之一。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善良动机，竟会遭到如此残酷无情的戏弄，这难道不是辜鸿铭的悲哀吗？
辜鸿铭把日本当作复兴东方文化的一块绿洲，谁要是哪怕丝毫的浸染，他都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回击。一次，辜鸿铭在东京上野公园散步，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手牵手与自己擦身而过时，猛地用日语叫道：“日本危险！”他讨厌所有西方的时尚，把当时剪短发的摩登女郎叫“短毛贼”，并且说：“现在的摩登女郎（modenr
girl），日本报纸也有译modenr，作‘毛断’，我认为这译名，可以望文生义，译得异常恰当。因为现在的摩登女郎都流行着剪发，剪发就是毛断，毛断便成摩登。太平天国的兵民，人家都称他做长毛贼，现在的摩登女郎为什么不可以称她为短毛贼呢？”
1927年，中日关系日渐恶化。况且，辜鸿铭的听众也日渐稀少，这块“绿洲”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晚秋的一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次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忧之切。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
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由冯友兰说到罗荣渠
——漫谈署名问题与“失落自我”
？ 罗荣泉
这本是为解开一篇歌词署名之谜所作的考证，却由冯友兰联想到了罗荣渠，由此引发对于“失落自我”的思考，但话头还是从西南联大校歌说起。
《书屋》2005年第11期所载毛翰《漫话中国大学校歌》一文，提到了脍炙人口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调为《满江红》，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1〕
联大校歌作词者署名应更正
上面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毛翰认定为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此说由来已久，当年联大在昆明时即已流行于校内。笔者的同胞大哥罗荣渠是当年联大史学系的学生，1946年联大复员时，暑假他回到成都家中小住，还常唱这首歌。那时他对我说的歌词作者就是罗庸。但是，近日笔者阅读《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时发现，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郑重申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不是罗庸而是他自己。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这是应当认真辨明的问题。
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为罗庸，有联大、北大、清华的某些校史记载为根据。在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编写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一书中，关于联大校歌有如下记载：
（1938年）10月6日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
（1939年）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决议：（一）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本大学校歌（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2〕
这部纪事的前言说：“西南联大部分，参考了并部分采用了《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参考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中的部分资料。”〔3〕由此可见，联大校歌由罗庸作词一说似非一般的道听途说，本无可非议。
出人意外的是，1980年4月，清华校友举行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时，大家合唱校歌后，对此歌歌词作者为谁发生了争议。有人去问冯友兰，冯说是他作的。
冯在1981年写的《三松堂自序》的附记中对此进一步作了说明：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4〕
冯友兰站出来澄清这个问题自然非同小可，但他作为争议涉及的当事人，自己为自己作证不免令人生疑，仍然必须另有旁证才能翻案。他果然找到了旁证，那就是朱自清的长子朱乔森收藏的朱自清日记。朱自清是当时编制校歌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的日记是原始记载